“明白了吗？我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因为你的面包师夸你聪明、诚实，而大学生们都跑到你们的面包店去鬼混。我不是说学生不好，只是他们太急于想表现自己，容易被沙皇的敌人利用！明白吗？我还要说……”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门开了，一个红鼻子小老头，提着个酒瓶，醉醺醺地问：

“我们下盘棋好吗？”

“我的岳父。”警官懊恼地向我介绍。

我趁机告辞了。我觉得这位警官比大学生们更精辟、更透彻、更直观地给我讲解了国家机器结构。接着我很快就感觉到了这根无处不在的线所编织的各种圈套。

晚上面包店关门后，女老板把我叫去，一本正经地向我了解警官和我谈话的内容。后来，他们决定让大学生们尽量少来面包店了。见不着他们，我读书时遇到的不懂的问题就无人可问了。于是，我就把问题记在练习本上。一次，我实在太累了，写着写着就趴在练习本上睡着了。面包师看了我的练习本，把我摇醒，问道：

“你写了些什么？‘为什么加里巴季不把国王赶走？’加里巴季是什么东西？”

他气呼呼地把练习本扔到柜子上，然后下到地下室，还在继续咆哮：

“居然要把国王赶走！真可笑！你趁早抛开这个念头！五年前在萨拉托夫宪兵像抓老鼠一样把你这样的读书人都抓走了。尼基福雷奇对你已经够感兴趣了。”

我知道他是出自一番善意，却无法正面回答他。

城里到处在传阅一本鼓动人心的小册子，人们边读边争论这本书。我请兽医拉夫罗拉给我弄一本，可是他却说：

“唉，弄不到，老弟，别指望吧！”

不过，在圣母升天节的那天夜里，他带着我来到神学院的一间隐秘的屋子里，听别人念这本小册子。

屋子里一片漆黑，我感觉有很多的人在屋里，我听见衣服的摩擦声和脚动的嗦嗦声，还有低低的咳嗽声和窃窃的耳语声。后来，屋子的角落里点了一盏小灯。我看见房间里没摆家具，两口箱子上面搁着一块木板，五个人坐在上面。靠墙的地板上三个人席地而坐。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窗台上坐了一个小伙子，长长的头发，脸色苍白。一个大胡子用低沉的声音说，他将给我们读格奥吉·普列汉诺夫写的《我们意见的分歧》这本小册子。

这种神秘的场合使我非常激动、兴奋。但是读书的时间太长了，我都听累了。尽管我很喜欢这些尖锐、振奋人心的话。

当读书声戛然而止，房间里立刻充满了各种指责的声音。我不喜欢争论，也弄不懂他们在嚷嚷些什么。那个坐在窗台上的青年弯下身子问我：

“您是面包坊的彼什科夫吗？我是费多谢耶夫。这种争吵会无休无止地争下去的。我们走吧？”

我早就听说过费多谢耶夫的名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青年小组的组织者。于是我们走出屋子，沿着野地往前走。一路上，他问我工人中有没有熟人，常读什么书，平时有没有空余时间等等。然后他告诉我，后天他要出去三个星期左右，等他回来再和我联系。不过，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联系了。

面包坊的生意越做越顺，而我个人的事情却越来越糟。搬到新的面包坊后，我份内的事更多了。除了干杂活外，还要挨家挨户送面包，还要到神学院、贵族女子学校卖面包给学生。送完面包后，我才能睡觉，晚上继续在面包坊里干活，以便半夜里能把奶油面包烤好送到面包店去。因为面包店就在市里的剧院旁边，看完戏之后，散场的观众就会到店里来吃热面包。然后，我又得赶回面包坊去揉面。干完这些活，睡上两三个小时，我又该去送发面包了。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熬着。

在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中，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去传播那些“理智的、善良的、永恒的东西”。我认识很多工人，和老织工尼基塔·鲁布佐夫非常要好。开始他总是很俏皮也很狡猾地跟我开玩笑，可是当我跟他讲了“看不见的线”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后，他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说：

“你不笨，一点也不笨！你的思想是正确的，只是谁也不相信你，这没有用……”

“您相信吗？”

“我是一条无家可归的秃尾巴狗，可是人民是由戴锁链的狗组成的，他们有太多的牵挂和各自的利益，他们是不会相信你的。”

我还经常到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坊，去找我认识几个很有趣的熟人。他们很热情地接待我，也很乐意听我讲话。

杰连科夫的面包坊里新来的面包师是个退伍兵，他和宪兵有交往。有人就劝我不要太活跃，免得引起人们对面包店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