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安德烈·杰连科夫，他是一家小杂货店的老板。这家杂货店位于简陋小街的尽头，在一片堆满垃圾的洼地旁。

杰连科夫手臂有点残疾，矮个头，面容和善，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拥有全城最好的图书屋，收藏了许多禁书和珍藏本，喀山市的许多大学的学生和各阶层的革命青年都找他借书。他的图书屋就位于小杂货店阴暗的拐角处的一间小贮藏室。其中一部分藏书是用钢笔抄在厚厚的练习本上的，这些手抄本都已经被翻破、揉皱了。

我第一次迈进这间小店时，杰连科夫正在招呼顾客，他看见我，向我点头示意。我走了进去，看见一个小老头在昏暗的角落里中跪着，非常虔诚地祈祷着。别人对我说杰连科夫是“民粹主义者”，在我的想象中，民粹主义者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该信奉上帝的。因此，我觉得这位祈祷的老头是这间屋子里多余的人。祈祷完之后，他告诉我：他是杰连科夫的父亲。

不过，杰连科夫一家真正的主人是大学、神学院以及兽医学院的学生们。这些人关心俄罗斯人的疾苦，为俄罗斯的未来而担忧。当报纸上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文章，或刚读完的书中有什么鼓动人心的结论，或者市里和学校里发生了某种事件时，他们就会在晚上从喀山市的四面八方赶到杰连科夫的小店来，时而慷慨激昂地争论着，时而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他们随身都带着厚厚的书，彼此叫喊着、争论着，以证实自己的见解正确。

自然，我听不明白这些争论。但是我知道，这些人想要改善人们的生活。他们力图解决的问题我非常清楚，我对解决这些问题也很感兴趣，所以我对他们非常热情。在他们眼里，我就像工匠手中一块能做成不寻常工件的好木材。他们常常夸我是天才。不过，有时他们的教诲也使我感到压抑。有一次，我在书店橱窗看到一本书《警世录》，我不太明白书名的意思，可是我很想读这本书，于是我问神学院的一个学生借这本书。

“您可真敢借呀！”他带着嘲讽的口气惊叹道，“老弟，这简直是胡闹。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别伸着爪子到处抓呀！”

他的语调刺伤了我，后来我用在码头干活挣的钱，再向杰连科夫借了些钱，买下了这本书，这是第一本我自己买的书。

大约有二十多个青年常常聚集在杰连科夫的小店里。有时还会来一个身材高大、宽脸阔背、满脸络腮胡子、剃着光头的人。当所有的人都在高谈阔论，激烈争论时，他却坐在角落里，叼着根很短的烟斗，用他那灰色、宁静、探索的目光一边打量着人们，一边沉思着什么。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大概除了杰连科夫以外，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很快我就了解到他不久前刚从雅库斯克流放回来，他在那儿呆了十年。这更激起了我对他的兴趣，可是我却没有勇气去认识他。

当他们谈论到人民时，我非常惊讶他们的看法和我的认识截然不同。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善良、心灵美的化身，是一切美好、正义、伟大的融合体。可是我没见过这样的人民。我看见过木匠、码头工人、石匠，认识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他们所说的人神一体的人民。他们在谈论时，把自己看得比人民低下，甘愿服从人民的意志。我觉得，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思想的完美和力量，凝聚着对生活、自由、善良和博爱的向往。而我从前生活中的那帮人群中，从来不谈什么博爱。从此，我也不再只想着自己，开始更多地关注他人了。

杰连科夫告诉我，他买卖的菲薄收入全都用于帮助他人，因为他们信仰“人民的幸福高于一切”。他还说，等有了成百上千像他们这样的人占据了俄国的重要位置后，俄国的生活将得到全部的改变。

到了秋天，没有固定的工作是不行的，得找个地方度过漫长的冬季。于是，我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里找了一份工作。我每天必须在作坊的地下室干十四个小时的活。平时根本没有时间再去杰连科夫家。到了节假日不是睡觉，就是和干活的伙伴在一块鬼混。有时，我会给他们讲故事，大多数是能引起他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有意义的故事。有的时候，我讲得很成功。看到他们浮肿的脸上泛起悲哀，而眼里却闪耀着愤怒和屈辱的火花时，我感到很高兴。但我也时常感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去喝酒、找女人，只想忘却现实生活，而且他们还恶意嘲笑我不与他们为伍。渐渐地，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仇恨。我恨他们对酒鬼老板的凌辱和欺压的忍耐力，恨他们那种驯服的绝望和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