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阿里退出客厅。咖啡杯里都已倒上了咖啡，阿尔贝的杯子前还加了一只糖杯，基督山和埃黛喝这种阿拉伯人的饮料完全照阿拉伯人的方式，也就是说不加糖。埃黛伸手用她那纤细红润的手指端起日本细瓷咖啡杯，像孩子喝到他喜欢喝的，或者吃到他喜欢吃的东西那样，天真而乐滋滋地把杯举到唇边。这时走进两个女仆，一人托了一个盘子，她们把这装满冰淇淋和果汁饮料的盘子放在两张特制的小桌上。

“我亲爱的主人，还有您，夫人，”阿尔贝用意大利语说道，“请原谅我这种呆若木鸡的样子，因为我简直如堕烟海，所以这也是很自然的。现在我又回到了东方——真正的东方，不是我过去走马观花所见到的东方，而是我在巴黎闹市做梦所见的东方，可是刚才我还听到公共马车驶过的轰隆声，叫卖饮料的小贩丁零当啷的摇铃声。噢，夫人!可惜我不会说希腊语，否则今天晚上有您畅叙，再加上这仙境似的环境，我必将终生难忘。”

“我会讲意大利语，可以和您交谈，先生，”埃黛平静地说道，“假如您喜欢东方，我一定尽力使您在这儿重温东方气息。”

“我讲什么话题好呢?”阿尔贝低声问基督山。

“您可以随便谈谈，讲她的祖国，她的童年，讲她的往事，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讲讲罗马、那不勒斯或者佛罗伦萨。”

“噢!”阿尔贝说道，“可以同巴黎的太太、小姐们聊的话题就不必专门找希腊姑娘来谈了吧，还是让我跟她谈谈东方。”

“请吧，我亲爱的阿尔贝，这正是她最喜欢谈的话题了。”

阿尔贝于是转身问埃黛：“您离开希腊的时候有多大，夫人?”

“5岁。”埃黛回答说。

“您还记得您的祖国吗?”阿尔贝问道。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过去见到的事情就会在我眼前重现。人有两副眼睛，一副是肉体的，一副是心灵的，肉眼见过的东西有时会忘记，心灵见过的东西却永远铭记心间。”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记事的?”

“我刚会走路的时候。我母亲名叫瓦齐丽姬，”姑娘仰起头接着说道，“瓦齐丽姬这名字就是尊贵的意思。我母亲常常把我们母女俩的钱倒进钱袋，然后我们俩都戴上面纱，母亲一手拉着我，带我出去为犯人募捐。我们一边走一边说：‘给可怜的人布施就是敬奉上帝。’等我们的钱袋装满以后，我们就回到宫里，什么也不告诉我的父亲，我们把外面拿我们当穷苦女人施舍的钱都送到修道院，分发给那些犯人。”

“那个时候您有几岁?”

“3岁。”埃黛说。

“那么，3岁以后的事您现在还都记得?”

“都记得。”

“伯爵，”莫瑟夫低声对基督山说，“还望您能允许夫人给我们讲讲有关她身世的事。您不让我向她提起家父，但是她或许会向我谈到，我要听到从这张可爱的小嘴说出家父的名字，您不知道我会多么高兴。”

基督山朝埃黛转过身去，皱了一下眉毛，示意埃黛认真听他的吩咐，然后他用希腊语对埃黛说：“讲讲你父亲，但只讲他的遭遇，至于叛徒的姓名以及他怎么背叛的都不要说，好，你就说吧。”

埃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明净的前额上掠过一片阴云。

“您怎么对她说的?”莫瑟夫低声问道。

“我再次告诉她，您是我的一位朋友，叫她对您什么都不要隐瞒。”

“这么说，”阿尔贝说道，“早先你们为犯人募捐的事是您最初的记忆了，您还记得别的事吗?”

“别的事?我至今还能看到那湖边的一排排无花果树，我仿佛还能透过那无花果树的枝叶看到碧波荡漾、银镜一般的湖面。树阴下我父亲靠着一棵年代最久、枝叶最密的无花果树，垫着坐垫坐在地上，我也在那儿——那时我还幼小，母亲在父亲的脚旁偎靠着，我抚玩着父亲那飘垂到胸前的白须和他那把插在腰间、镶嵌钻石的弯刀刀柄。时时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过来向父亲禀报，那时我没有注意他们说什么话，只听得父亲总是用同一声调说：‘杀!’或者说：‘赦!’”

“真是匪夷所思，”阿尔贝说道，“这些话我不是从舞台上听到，而是从一个妙龄女郎的嘴里听到，而且心里还在对自己说：‘这可不是梦中说梦。’那么，”阿尔贝接着问道，“那时您的生活天地是这样富有诗意，这遥远的过去又是这样神奇，您现在对法国有何感想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埃黛说道，“不过我看到的法国是它的本来面目，因为我现在是用成年女子的眼光来看法国，而我的祖国则相反，我是用孩子的眼光来看的，所以我总觉得我的祖国仿佛被大雾所笼罩，有时光彩熠熠，有时阴沉暗淡，就看我的眼光所触及到的是那赏心悦目的地方，还是那辛酸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