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唐泰斯又说道，“告密信上提到的事他都不知道。”

“你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些事?”

“没有。”

“连你的恋人都没有告诉?”

“连我的未婚妻都没有告诉。”

“那就是唐格拉。”

“噢，现在我明白了，肯定是他。”

“等一等……唐格拉认识费尔南吗?”

“不认识……认得，我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

“我订婚的前一天，曾看到他们在邦费尔老爹的酒店凉棚下同桌喝酒，当时唐格拉很热情，开着玩笑，费尔南脸色苍白，神色局促不安。”

“就他们两个人吗?”

“不，他们边上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我很熟悉，很可能是他介绍他们认识的。他是裁缝，叫卡德罗斯，可是，他已经喝醉了。等一下……等一下……这件事我以前怎么没有想起来呢?他们喝酒的桌子旁边有墨水，有纸，还有笔。”说到这儿，唐泰斯把手搭在额头，“噢，这些卑鄙的家伙，真是卑鄙呀!”

“你还有别的什么事想知道吗?”长老微笑着说。

“有，有，您分析任何事情都非常透彻，看任何事情又非常明了，我想知道，为什么只审问我一次?为什么不让我见法官?为什么不经判决就让我服刑?”

“唔，这些问题，”长老说道，“这就比较棘手了。司法上的事不但晦涩，而且很神秘，不容易摸透。到现在为止，我们谈了你的两位朋友，这很简单，仿佛是个儿戏。至于你刚提出的问题，你得先给我明确说明一下。”

“好，您问我吧，说实话，关于我的身世您看得比我还清楚。”

“审问你的是什么人?是检察官，还是代理检察官，或者是预审法官?”

“代理检察官。”

“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年轻人，二十七八岁。”

“好，这个岁数还不会堕落，但已经有野心了。他对你的态度怎么样?”

“还算温和，不怎么严厉。”

“你的事都对他说了吧?”

“都说了。”

“审问过程中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没有?”

“一度变得不好，那是在他读连累我的那封信的时候，他好像对我的不幸感到非常难过。”

“对你的不幸?”

“是呀。”

“你遭到不幸他同情你，你能肯定吗?”

“至少他非常明确地表示同情我。”

“什么表示?”

“他把唯一能连累我的证据烧了。”

“什么证据?是告密信吗?”

“不，是托我送到巴黎去的信。”

“你能肯定吗?”

“他当我面烧的。”

“事情就不一样了，此人可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大坏蛋。”

“听您这话我心里直发怵，天哪，”唐泰斯说道，“这世界难道遍地都是老虎和鳄鱼吗?”

“是的，只是两只脚的老虎和鳄鱼比四只脚的更危险。”

“请往下说。”

“好，你说他把信烧了，是吧?”

“对，他还对我说，您看，这是唯一对您的不利证据，我已经把它销毁了。”

“他这举动太高尚了，我看是居心叵测。”

“是吗?”

“我可以肯定。这封信的收信人地址是怎么写的?”

“巴黎科克埃龙街13号努瓦基耶先生收。”

“你觉得信销毁后，代理检察官会得到什么好处?”

“可能会有好处吧，因为他叮嘱了两三次，要我保证不对任何人讲那信的事，他说这是为我好，他还要我发誓，绝不说出谁是收信人。”

“努瓦基耶?”长老反复说那名字，“努瓦基耶?我知道埃特里亚意大利古地名，1801—1808年间拿破仑在此建立埃特里亚王国，后并入法兰西帝国。的前女王朝上有个叫努瓦基耶的人，大革命的时候有个吉伦特党人也叫努瓦基耶。审你的代理检察官叫什么名字?”

“维尔福。”

长老哈哈大笑起来，唐泰斯惊讶万分地望着长老。

“您这是怎么啦?”唐泰斯说。

“你看到那边的一缕阳光了吗?”

“看到了。”

“很好，这事我现在看来就像那透亮的阳光一样清楚。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年轻人呀!这位法官大人对你很不错，是不是?”

“是呀。”

“这位可敬的代理检察官把那封信烧尽，销毁了，是不是?”

“是呀。”

“这个能差遣刽子手的官老爷要你发誓，决不说出努瓦基耶这人的名字，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