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捷克人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但当他看到那三个走过来的人后，又把话咽回去了。他的视线触到了安娜眼中流露出来的不安之情，又看到她对杜巴瓦临别的一笑，心中不免有点惆怅，于是赶快离开了窗口。

淅淅沥沥的秋雨打在人们的脸上。乌云在头顶上缓缓移动。深秋把大片的树木变成了秃头、光杆。老榆树阴沉着脸立在那儿，层层褐色的苔藓覆盖住树皮表面的皱褶。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外衣，它们只好裸露着干枯的躯干。

小车站孤零零地藏在树林里。从石头砌成的卸货台通往森林处，已筑了一条松土的路基。路基两边是犹如蚁群般蠕动的密集人群。

脚下的粘泥讨厌地叭唧叭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疯狂地掘着土。铁钎和铁锹碰在石头上，发出咔喳咔喳的响声。

雨水像筛过一样，又细又密。冰冷的雨水浸透了人们的衣服，冲坏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般从路基上淌下来，流开去。

人们穿着又重又冷湿透的衣服，工作到很晚才收工。路基越修越长，一天天向森林延伸。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只剩空架的石头房子，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屋里凡能拆、能卸、能炸的东西，早被匪徒们洗劫一空。门窗成了大洞，炉门变成了黑窟窿。透过房顶的大洞可以看到房梁。

只有四个房间的水泥地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夜里，四百个人和衣睡在上面，他们的衣服没一根干纱，全都溅满了湿泥浆。大家都在门口拧衣服，肮脏的泥水流成了小溪。他们用不堪入耳的粗话咒骂这该死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随后又一排排地躺在只铺着一层干草的水泥地上，挤在一起，用体温互相取暖。衣服冒着热气，但是焐不干。雨水渗透了遮挡窗洞的麻袋，流得满地都是。密集的雨点劈劈啪啪地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寒风从门缝里乘虚而入。

破旧的板棚被他们当作厨房。早上，大家在那里喝点茶后就去干活。午饭只有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像煤块一样的黑面包，天天如此，食物单调得要命。

这是城里所能供应的全部东西了。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一个高个子的干瘦老头，脸上有两道深深的皱纹。他的下手、技术员瓦库连科却矮矮壮壮的，粗鲁的脸上长着一个肉乎乎的大鼻子。他们两人住在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的肃反工作人员霍列亚瓦的小房间里。霍列亚瓦的双腿很短，但像水银一样灵活。

工程队的人们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地向密林深处延伸。

工程队里有九个人开了小差。几天后，又跑了五个人。

第二个星期，整个工地遭到了第一次打击：城里开来的晚班火车没运面包来。

杜巴瓦把托卡列夫叫醒，告诉他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书记托卡列夫把他那长满长毛的腿伸到地板上，手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搞什么鬼名堂！”他一面迅速穿上衣服，一面自言自语地嘟哝着。

霍列亚瓦像球似地滚进了房间。

“赶快打电话到特勤部，”托卡列夫命令他，同时又提醒杜巴瓦，“对谁也不要提没面包的事。”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列亚瓦同接线员在电话中对骂了半小时后，终于要通了给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的电话。托卡列夫听着他们对骂，急得不停地跺着两只脚。

“什么？面包没运到？我马上去查，是谁干的好事!”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具有威慑力的声音。

“你告诉我，明天让大家吃什么？”托卡列夫气呼呼地对着话筒大叫。

看来朱赫来正在考虑，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才听到回答：

“我们一定连夜把面包送来。我派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果然，天刚亮，一辆溅满泥浆的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满了一袋袋的面包。利特克彻夜未眠，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从车上走了下来。

修建铁路的工程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通知他们没有枕木了。城里也找不到运输工具，无法把机车和路轨运往工地，而且那些机车也急待大修。第一批筑路工人的工作期限快到了，可换班的人还没着落，再让这些筋疲力尽的人留下来继续干下去是不可能的。

破板棚里，暗淡的油灯下，积极分子的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进城了，还带了六个人去修理机车，运铁轨。克拉维切克因为是面包师出身，被派到供应部去作检查员，其他的人都去了普夏—沃季察。

雨仍然下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