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走一步，都感到有东西猛刺胸口，疼痛难忍，浑身发冷，牙齿打颤，两眼昏黑，树木都跟旋转木马似地，围着他转悠。

他勉强挪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大吃一惊。仔细一看，那儿停着一列和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上面载有机车头、铁轨和枕木。许多随车同来的人正在卸车。保尔又走了几步，终于失去了平衡。他迷迷糊糊感到自己倒了下来，头软软地摔在地上。滚烫的面颊贴在冰凉的雪上，舒服极了。

几个小时以后，才有人发现了他。他被抬进棚子里，呼吸困难，已认不清周围的人了。从装甲列车上请来的一位军医诊断说：“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度五。至于关节炎和脖上的两个大脓包，倒不要紧。仅前两项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随车回来的杜巴瓦竭尽全力挽救保尔的生命。

他们委托柯察金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把他送回家乡。

多亏柯察金小队全体队员的帮助，特别是在霍列亚瓦的强力坚持下，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柯察金送进了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车上的人担心斑疹伤寒传染，拼命抗拒，不让他们上车，并且威胁说，在路上要把伤寒病人扔下去。

霍列亚瓦对那些阻拦者晃动着手枪，大声喊道：

“这个病人不传染！他非走不可，否则，我们就把你们统统赶下来！你们给我听好，要是有人胆敢动他一根毫毛，我马上通知沿线车站把你们全部赶下车，关到牢里去。阿廖沙，保尔的这支枪给你，谁敢动他，你就朝谁开枪。”霍列亚瓦的话镇住了那些人。

列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跟前，说：

“你觉得他能活过来吗？”

没有回答。

“我们走吧，米佳，只能顺其自然了。现在全部工作都得由我们俩负责了。今夜必须把机车卸下来，明天早上就生火试车。”

霍列亚瓦分别打电话给他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再三请求他们别让车上的旅客把生病的柯察金弄下车，直到对方都保证之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人们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一具无名青年的尸体，死者长着亚麻色头发，尸体被放在了站台上。他是谁?死因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车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列亚瓦的嘱托，赶忙跑过去。但当他们证实这个小伙子确已死亡，才吩咐将尸体抬到停尸房。

他们又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告诉霍列亚瓦说他十分关心的那个朋友确已去世。

博亚尔卡又发出一封简短的电报，向省委报告了柯察金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病重的柯察金送到家之后，自己也患上了伤寒，高烧不退，病倒了。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1月9日

为什么心中如此难过？为什么还没坐下来动笔就已经哭了?谁能想到，丽达也会失声痛哭，而且还哭得如此伤心！难道眼泪永远只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出于刻骨铭心的痛楚。为什么会有这种痛苦？为什么恰恰在今天这个时刻到来？今天是取得胜利的大喜日子，可怕的严寒已被战胜，铁路各站都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刚刚还参加了庆祝胜利的大会——市苏维埃为祝贺全体筑路英雄而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是一个胜利，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柯察金。

保尔的去世使我发现了真情：他比我原先所想的更为亲切，更为珍贵。

日记就写到这里为止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提笔再写。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诉他们我愿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