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个夏天一如既往地炎热，我离开学校，开始了我的实习生涯。
七点半的早高峰拥堵得让人喘不动气，好不容易下了车，在路边早点摊买一个包子，三口两口地塞入嘴中，在电梯门即将关闭的最后一刻挤入电梯，对那个负责按电梯楼层的阿姨说：“九楼。”
没错，九楼，是这所医院的妇科病房，我接下来的一个月都要在这里上班。忘了介绍我了，我是一名实习护士，这是我实习的第二个月了，每天的工作和那些保洁阿姨没什么区别，在其他的医生护士眼里，我们只是“跑腿的”。这不，我刚换好衣服，我的带教老师就开始叫我了：“诗忆，你去把三床的床单换一下，顺便在铺个一次性护理垫。”
“诗忆，铺完床，你去二楼药房拿一下十五床的口服药，医生刚下的临时医嘱，别忘了。回来以后整理一下我们治疗车上的东西，把该补的都补齐了。”
这边还没忙完，护士长又在那边叫我：“实习同学，一会去医保处帮六床结一下费用，她的家属不在，行动也不方便。”
我口头上答应着，飞快的在小本本上记下我要做的工作。每天都是如此忙碌，我也已经习惯，腿勤快点，嘴甜着点总之没什么坏处，总比坐那一动不动强。
等我忙完我的工作，和老师一起给病人输液结束后，心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我刚要坐下喝口水，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姑娘拿着一沓文件看着我，很小声地说：“护士您好，我办理住院。”
“就你自己一个人吗，有家属吗？”没有家属陪护实在是很麻烦，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对这个姑娘多操心一些了。
“没有，就我自己。”她的声音依旧很小。
“一会还要办理很多住院手续，你一个人可以吗？”
“我可以的。”
我带她到7号病房，给她测量生命体征，量血压的时候无意碰到她的手，已是炎炎夏日，她的手却冰凉，血压也是出奇的高，不是她这个年龄的正常血压。她一直低着头，刘海垂下来遮住了眼睛，身体也处于一种极其不放松的状态。没有过多的修饰打扮，但依旧能看出来她是个漂亮的女孩子。
“我是你的实习责任护士诗忆，我先去忙，有事你喊我就好，或者喊我的老师，李梅护士。”我对她露出职业的微笑，这是我的一贯作风，他们说我笑起来特别有亲和力，能让濒死的病人获得重生的希望。这话说的太过分了，这是种基本礼貌罢了。我妈从小就教育我，微笑可以化解一切矛盾。
然而我的微笑并没能感化她，她依旧僵硬地坐在床边，目光呆滞，不言不语。我想可能是她刚来不适应环境吧，大概过一会就好了，我刚准备离开，她一把抓住我的手，用真诚却怯懦的目光看着我：“姐姐，我有点紧张……”我并不知道她的病因，只是看着她孤身一人来住院，心生怜悯，我想安慰安慰她，这时候老师又在外面叫我：“诗忆，诗忆——去哪啦？你去给三十床拔个针，顺便让他填写一下满意度调查问卷。”
我回应着：“好，好，我这就去。”我拍拍她的肩膀，“我先忙，一会再来找你。”
空闲之余，我翻开她的病例，“路漫，二十岁，中期妊娠。”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她的种种表现，焦虑、不安、担心、害怕、弱小、无助，这一切，都不是一个二十岁女孩子应承担的。
（二）
7号病房的另一位病友是一位八十多岁的奶奶，我们私下里叫她东芬儿，一定要加上儿化音。
东芬儿奶奶是癌症晚期，已经住了一个多月院，刚开始还能看她下床走动，后来她直接无法下床。因为不能进食，她骨瘦如柴，每天靠大袋的营养液和副作用极大的化疗药物维持生命。
向她这样的患者我见过很多，“生命走到一定时候总会衰竭。”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与其他患者不同的是，东芬儿奶奶之前是位护士，她甚至能在我给她做护理操作的时候指出我的不足，让我每次去给她护理时都胆战心惊。
直到一日，东芬儿奶奶因肠梗阻插上了胃肠减压管，更加剧了我对东芬儿奶奶的恐惧。每天都要给她记录胃肠减压引流液的出量，这种活我的老师都直接丢给我，她每次都笑盈盈地看着我说：“诗忆，你去给东芬儿倒一下引流液吧。”所以我特别害怕老师这样对我笑，一旦她露出这种看似和蔼却略不怀好意的笑容，我就知道准没好事。
我每次去给东芬儿奶奶倒引流液都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和防御工作，双层口罩和双层手套都安排上了，一打开引流瓶，那臭气熏天的液体还是令人作呕，熏得我眼泪都快要出来了。于是整个病室，都弥漫着这股令人不太愉悦的味道，这也就是为什么，东芬儿奶奶和路漫之间的那道床帘，一直没有打开过。
（三）
路漫依旧是自己一个人，直到她手术的前一天，才有一个年长的女人出现，签完手术知情同意书之后便匆匆走了。
“那是我妈，”路漫和我说，“她一直都是这样，从来不把我当回事，我们之间没有一点共同语言，甚至我这次的住院费用，都是我跟别人借的。”
那天我上夜班，路漫穿着肥大的病号服，在走廊里漫无目的地闲逛，我在整理我的实习报告，这时候路漫突然从我背后出现，探出一个脑袋来，十足的把我吓了一跳。
“诗忆姐，你能不能帮我和护士长说声，给我换个病房啊，隔壁床的味道我实在是受不了。”
“你整天拉着床帘，光线都照不到东芬儿奶奶那边，人家也没说什么，你这时候又要求换病房，岂不是太伤人家自尊心了。”
我给她简单说了下东芬儿奶奶的情况，路漫抿了抿嘴，若有所思，“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地忍受一下。”
这时候的路漫已经和刚住院时的路漫判若两人，她最喜欢来找我说话了，因为我们同龄，经过我的开导，她也克服了手术的恐惧，并且还特别期待手术室里是什么样子。“我一定要在麻醉之前看清楚手术室的样子，这可是我第一次做手术呢。对了诗忆姐，我做手术的时候可不可以化妆？”
“当然不可以。”
她不说话，瞟了我一眼，像是怪我扫了她的兴。
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她只字不提，我也不想去问，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处不想让别人触及的地方，我不想戳她的痛点。
（四）
夜班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慢，每分每秒都是如此煎熬。我眼睁睁地看着天色一点点从深灰色变成橘黄色，最后变为一道血红，这种滋味可真是不好受。不过看到天渐渐亮起来，病房里的老太太打开录音机听黄梅戏，走廊里也开始有人走动，开水房里的热气又重新使整个屋子变得朦胧起来，这就意味着，我的夜班即将结束了。
下班之前，我和我的老师去给路漫做术前准备，刚进病房，居然发现那道床帘拉开了，路漫坐在东芬儿奶奶床边，握着她的手，东芬儿奶奶一脸慈祥。如此和谐的一幕。
我惊讶地看着她，她似乎知道我想要说什么，解释道：“奶奶的朋友过来看望她，送来了牛奶和水果，奶奶不能吃，就都送给我了。”
“过来躺好，给你做一些术前准备。”老师问她：“没人陪你去手术吗？”
“我自己可以的啊。”
“你自己能走过去但你自己走不回来啊，肯定要有人陪你去的。”老师说。
路漫无意识地咬了咬下嘴唇，她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老师，我和她去。”我说。
尽管此时的我经过夜班的折磨已经疲惫不堪，我还是做了这个决定。我换好衣服，来到路漫病房，我说：“看看我，有什么不一样。”
她大概是习惯了我穿护士服的样子，一时没反应过来，她打量了一会，说：“诗忆姐，我还是觉得你穿护士服好看，特别纯洁，特别像天使。”这时候，她已经坐在了去手术室的轮椅上，我看得出来她有些紧张。
“诗忆姐，我没能对自己负责，也没能对我肚子里的小生命负责，我希望这个小生命离开我以后，能像你一样做一个小天使，去守护所有没来得及到世间看一眼，就已经死去的孩子们。”她摸摸自己的肚子，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妈妈对不起你。”
（五）
手术很快也很顺利，路漫出来的时候面色有一些苍白，我握住她的手，试图给她一丝温暖，我想她心里一定不好受。没想到她出来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手术室里有个护士小哥哥好帅。”
看她没什么事我就放心了，她着急想下床，被我一下子按在了床上，我说：“你这样子哪像刚做完手术的啊。”
旁边的东芬儿奶奶笑了：“年轻就是好啊。”
路漫一天后就出院了，她计划了一场旅行，只有她一个人，奔赴遥远的云南，还期待在那的小巷酒吧里来场浪漫的艳遇。她说再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傻了，为了爱情奋不顾身，最终都只是飞蛾扑火，受伤的还是自己，可以爱，可以恨，但一定要拿出女性的尊严与态度来，不要沦为对方手中的木偶，始终被人牵着线走，最后支离破碎。
路漫临走前，东芬儿奶奶送了她一对很古老的银饰耳坠，说是她结婚时的嫁妆，路漫不知道回赠东芬儿奶奶什么礼物好，东芬儿奶奶说：“不必回赠，耳坠不值钱，但是珍贵，你能在之后好好爱自己，珍惜自己，拿出女人最优雅的姿态来生活，就是给我的、给你自己的最好的礼物。”
之后的我，只要上班，都会去和东芬儿奶奶说两句话，因为她之前也是护士，她会给我讲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有多么差，护士的待遇有多么不好。她还给我讲她和她先生的故事，先生已故多年，她还是会想起他年轻时英俊的样子。她在说这些时，嘴角都是上扬的。
那段日子就是这样，在一种宁静、和谐地不可思议的气氛中滑过去。尽管东芬儿奶奶日渐消瘦下去，苍白下去，但我们似乎谁都没意识到这代表什么。
终于在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东芬儿奶奶安静地走了。家属没有大哭大叫，沉着冷静地处理后事。我并不觉得难过，相反，我还替她庆幸，被疾病折磨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后，她终于选择坦然地离开，我想她终于解脱了，这应该是她最好的选择。我们经常会在感到绝望的时候说“别无选择”。可有的时候，最难的不是“别无选择”，而是“无从选择”，所以还不如在有选择的时候，正视并坦然接受它。
只是，7号病房空了，我心里也空落落的，有时我推开那扇门，仿佛还能看到东芬儿奶奶和路漫。我可能只是她们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但如果能让她们觉得，我的存在对她们来说是有意义的，我就很知足了。
我还记得东芬儿奶奶和我说：“我们护士对待每一位患者，都要拿出最虔诚的态度来，无论你对他是否有偏见，你都要对他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这是我们的工作。”
后来在我的工作中，每当我受气受委屈时，我都会想起东芬儿奶奶的话，不管心情多么糟糕，我还是会对患者露出我职业性微笑，这是我作为一个护士，对待那些受尽苦难的患者们的，唯一的善意。
生活依旧在继续，我看到路漫的朋友圈，她已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她对生命的态度，洒脱又虔诚，让我敬畏。
不知为什么，能带给我感动的，总是生活中琐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