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第三类哲学家，由于信仰和崇敬，他们把自己的哲学与神学和传说掺杂在一起。他们中有些人竟然虚妄到要在神灵鬼怪中去寻找科学的起源。由此看来，产生谬误的根源，即这种虚妄的哲学，可以分为三种：即诡辩的、经验的和迷信的。

六十三

第一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里士多德，他以他的逻辑学混淆了自然哲学；他以各种范畴来定义世界；他用二级概念一类的文字将人类心灵这个最高贵的实体划定为一定的属类；他用现实和潜能的严格区分来解释密度和稀度（这就是说，物体的体积有大有小，占有的空间有多有少）；他断言单一物体各有其固有的单一运动形式，如果某物进入他物的运动之中，那就必然有外因的作用；他还将无数其他任意的限制强加于事物的本质之上。他总是急于从文字上对问题提出解答并肯定一些正面的价值而并不特别在意事物的内在真理。我们如果把他的哲学和古希腊其他一些著名的哲学体系相比较就能很容易地看出他的这个缺点。安那撒格拉斯的“同质分子说”、刘开帕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帕米底斯的“天地说”、爱庇多克斯的“爱憎说”以及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物体可融为无差别的火质并可重组为其他物体的主张等等，他们都有自然哲学家的意味——其哲学中都包含有性质、经验、物体等哲学因素。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除了逻辑的字眼之外，你几乎别无所闻。在他的形而上学中，在这一更加堂皇庄严的名称之下，他以一种貌似实在论者而非唯名论者的姿态，又一次将这些逻辑字眼搬弄了一番。在他的《生物论》、《问题集》及其他著述中，他虽然也屡次涉及经验，但这一点并不值得我们看重。因为他预先就已经得到了他的结论。他并没有按照他所应该的那样首先求诸于经验，然后形成判断和公理；而是首先就依照自己的意志解决了问题，然后再诉诸于经验，他只是使经验屈从于个人的意愿和判断，将个人意志强加于经验之上，经验被意志所左右，如同囚犯般随意志而游走。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比他的近代追随者——根本就抛弃了经验的经院哲学家们——所犯错误更大。

六十四

经验派哲学所产生的教条比诡辩派或唯理派还要残缺不全，怪诞荒谬。因为他并没有建立在普通概念的基础之上（这种普通概念虽然暗淡浮泛，但毕竟它是普遍的，且涉及许多事物），而是建立在少数狭隘的实验之上。因此，如果人们整日奔忙于这些实验，想象力被这些实验所熏染和限制，那么他们就会把这种哲学看成是必然的，甚至于是真理；不过在其他人看来，这种哲学则是虚妄的和不可信的。在这方面，炼金家及其教条中有着显而易见的例子，虽然现在我们只能在吉尔伯托哲学中找出这样的例子。尽管如此，但对这种哲学我们仍然应该提出必不可少的警告。因为我可以预见到，如果人们鉴于我的忠告，放弃诡辩学说而认真的从事实验，但是如果他们由于理解力不成熟而仓促急切地由实验跨越入普遍事物或事物的普遍原则上去，那么这类哲学中所包孕的极大危险是很值得顾虑的。对于这种过失，我们现在就应该有所防范。

六十五

迷信和神学对哲学的渗入更广泛深远的败坏哲学，而且无论是对整个体系还是对体系的各个部分，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为人类理解力不仅容易受到普通概念的影响，而且还容易受到想象力的影响。因为那类争论的、诡辩的哲学固然足以束缚理解力，但是这种神学哲学，由于它是幻想的、夸张的和半诗意的，所以它们只会用谄媚将理解力引入迷途。因为人在意志方面固有野心，而在理解方面亦存野心，才华卓绝的人尤其如此。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古希腊人中找到两个明显的例子：一个是毕达哥拉斯，他把一种较粗疏、笨拙的迷信和哲学掺杂在一起；另一个是柏拉图及其学派，他们要更危险、更隐秘。在其他哲学部分中，同样也表现出这种情形，如人们在多数情况下都只是引用抽象形式、目的性原因和第一原因，而不论及中间原因以及其他原因。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特别谨慎。因为神化错误最为有害，而把虚妄当成崇拜的对象，正是理解力本身的一种病症。现代的一些人们沉溺于这种虚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竟以至于企图从《创世纪》第一章、《约伯记》及《圣经》的其他部分中建立起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竟然要“在活人中找死人”。这也就使得对于这种体系的禁止和压制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这种亵渎的人神糅合中，不仅会引起荒诞的哲学，而且还会引起异端的宗教。因此，我们要心平气和，仅把属于信仰的东西归之给信仰，这样才是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