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浓厚的宗教色彩。俄罗斯民族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宗教情感，不少学者因而称俄罗斯民族是一个虔信宗教的民族。对俄罗斯人影响深远的是其国教——东正教。东正教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它的神秘主义，一是它的人道主义。神秘主义与本文关系不大，此处不赘。东正教较多地保留着早期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传统，主要表现为：上帝“道成肉身”拯救人类、“爱上帝、爱邻人”的教义、“上帝是父亲，人人是兄弟”的精神、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受侮辱者甚至罪人的同情与怜悯。东正教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俄罗斯人的人道主义传统，这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尤为明显，他们关心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极力追求无限、永恒。这样，他们一方面有一种现实的对人间的不幸与苦难的同情与怜悯，另一方面更有一种终极的追求——竭力探寻人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关心人的灵魂能否进入永恒，最终能否得救。这二者的典型体现，一表现为19世纪后期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人民大众过分极端的负罪感乃至“民粹派”发起的“到民间去”的运动，一表现为俄罗斯的“最高纲领主义”“著名的俄罗斯最高纲领主义，即冲破一切界限、注目深渊的不可遏止的欲望，不是别的，正是对于绝对物的永恒的、不可息止的渴望。在俄罗斯人那里，灵魂之根，正如在柏拉图那里那样，是系于无限的。”见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每一个俄罗斯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东正教的影响。但真正奠定俄罗斯文学这一宗教传统并使之影响深远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一位笃信基督的俄国作家，他一生都在寻找“正确的”宗教信仰，寻找上帝，最后终于找到了爱的上帝，爱的精神。爱的法则成了他救世的灵丹妙药，他在福音书里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和真谛。基督教的原始教义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他基于这个教义创造了自己的新的宗教哲学——托尔斯泰主义。这是一种福音书与东方宗教哲学相结合的新宗教，其核心思想是勿抗恶和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把渗透着基督精神、表现基督意识、思想和观念的俄国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从人和神人、受难之路与爱的力量、人的自由之路、双重人格——善恶本性的嬗变探讨了人性及人的出路问题，但陀氏的宗教观虽来自基督教，又与之有所不同。他的宗教观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神。他的宗教和他的文学创作都以人为中心。他所创作的人物形象表现人的善恶本性，表现人的“上帝”与“魔鬼”的搏斗、灵与肉的分裂所形成的双重人格；写出神人和超人以及由它们构成的启示世界和魔幻世界；展示人为了达到人格的完美和统一，为了达到精神的复活而走的一条痛苦的受难之路；写了人对基督的反叛后又向基督的皈依，也写了那些与神性的自由割断联系而不能得到复活，而导致个性的毁灭的人。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揭示“人的秘密”，展现出融于他的艺术世界中的全部宗教意识和形象体系。

当然，这些特点不少在《罪与罚》中还不太明显，而主要体现在这部作品以后的一些重要作品，尤其是《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罪与罚》的浓厚的宗教色彩，首先表现为皈依宗教，在温顺、忍耐和爱别人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拉斯科尔尼科夫早年在母亲的影响下信教，读大学时受无神论及其他思想的影响，不再信教，走上了反叛基督的道路，为此他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并且犯了杀人之罪，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惩罚下备受折磨，最终，在虔信宗教、温和恭顺、极其关爱别人甚至为了别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索尼娅的影响下几经挣扎（如小说第四章第四节相当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卖淫女和一个杀人犯共读《圣经》的情景，以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感动与抵触），逐渐觉悟，终于又皈依了基督（在小说的尾声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主动向索尼娅要来《圣经》，枕在枕头底下，并且在心里认为，索尼娅的信仰已成了他的信仰，索尼娅的希望和感情也成了他的感情和希望，这就意味着，他也像索尼娅一样，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温顺地对待一切，同时深深地爱别人）。小说的宗教色彩还体现为东正教式的人道主义——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受侮辱者甚至罪人的同情与怜悯。小说中所有下层人的不幸遭遇以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反抗行动，都表现了作家本人对社会不公的抗议。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读书时尽管自己并不宽裕，依然用自己那点微薄的钱支援一个贫苦的、患有肺病的同学，后来，在极端贫困中，依然把身上仅有的钱倾其所有地资助马尔梅拉多夫的遗孀，充分表现了对贫穷的不幸者的同情、怜悯和帮助。而索尼娅在得知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杀人犯并且他极其痛苦时，马上宣布他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并且用拥抱和亲吻去安慰他，同时宣称要永远爱他，永远不离开他，愿意跟随他到天涯海角（详见第五章第四节），这更是只有东正教才有的一份极其深广的对罪人的同情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