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恐怕也最重要的是，《浮士德》内容深邃、复杂和多层面，即既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出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如对格利琴的悲惨遭遇的描写，对德国宫廷生活的揭露，又充满天马行空的大胆而奇异的幻想，如写浮士德寻找古希腊的美女海伦，与她结合和生子等等，而且在这些事态世象背后，还隐藏着丰富的精神内容和深刻的哲学寓意。所以，诗剧使用的艺术手法与此相适应，也不可能单纯和统一。总体上讲，《浮士德》的确如作者自称的那样是一部悲剧，但不少场次又是喜剧、闹剧、寓言剧，等等。

人们常讲，《浮士德》在艺术手法上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这是对的，但还不够。笔者认为，还必须大大地强调歌德对于象征这一艺术手段普遍、大胆和天才的运用。

《浮士德》全剧终了时有一首总结性的《神秘的和歌》——

一切无常世象，

无非是个比方；

人生欠缺遗憾，

在此得到补偿；

无可名状境界，

在此成为现实；

跟随永恒女性，

我等向上、向上。

无非是个比方！比方就是比喻，就起着象征的作用。这首“和歌”乍听起来确实神秘，实际上却揭示了诗剧在艺术审美方面的主要奥秘：浮士德的整个故事，无非是个比方或者说象征罢了。而深刻的比方和象征，通常都带有无可名状、难以言喻和朦胧的性质。这就更加丰富了诗剧的“寓言意义”和“神秘意义”。像上引“和歌”中的“永恒的女性”究竟象征什么的问题，就很难作出完全明确的、肯定的解答。这样的问题，在《浮士德》中可谓比比皆是，无可回避。

是的，《浮士德》的最重要的艺术特点，是大量地使用象征、典故和比喻。这些象征、典故和比喻，还不局限于一词一语，一时一事，不仅仅涉及人物原型、故事模式、文学意象或某一个局部的思想母题，而是贯穿全书，几乎无所不在。甚至可以讲，整部诗剧，诗剧主人公浮士德博士的整个故事，都是建构在象征、典故和比喻之上。拿人物来说，不只天主、靡非斯托、海伦、欧福良、悭吝、忧愁等等虚拟的形象是象征，浮士德、瓦格纳、格利琴以及皇帝宫中和战场上实存的各色人等同样如此。

众所周知，凡是文学作品中的象征、典故或比喻，无不包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诗人歌德身为德国人，他的民族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其来源一般都讲主要有三个：一，日尔曼民族固有的文化；二，以《圣经》为主要载体的希伯莱基督教文化；三，经过意大利文艺复兴得以发扬光大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在这一大前提底下，《浮士德》中的象征、典故和比喻，同样都植根于这三种对我们来说是异质的文化中间。它们要么取自德国的民间故事或传说，如浮士德博士的故事和魔男魔女在瓦普几斯之夜的传说；要么取自基督教的信仰及其经典，如诗剧开场时至关重要的两次赌赛就与《圣经·旧约·约伯记》的两次赌赛有着渊源关系；要么取自希腊罗马传说，例子更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来说，欣赏接受《浮士德》这部巨著的困难，恐怕主要也在理解把握书中层出不穷的象征、典故和比喻。

诗剧《浮士德》既有曲折、多变和动人的情节，又富于文化底蕴和哲理思辩，因此不能视作一般揭示社会矛盾的戏剧——虽然它也揭示了若干突出的社会矛盾。从总体上看，《浮士德》可以说是一部以诗体写成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象征剧或者寓意剧，是一部诗的哲学或者说哲学的诗。

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丰富、复杂、独特，使《浮士德》成了世界文苑中的一枝珍贵的奇葩，成了屈指可数的几部吸引一代又一代研究者的杰作。但与此同时，对于广大读者，它也差不多成为一部难解的“天书”。普通的欧洲人和德国人已经是如此，生活在另一个文化背景中的中国人更是。诗剧的第一部有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作为情节核心，倒还容易阅读和理解；第二部则大不一样，不只一般人读不下去，连郭沫若这样思想敏锐的诗人和学者也是如此：他在1920年前后同样只能欣赏和翻译《浮士德》第一部，然后又过去了26年，待到他的阅历、见识大大丰富了，思想更加成熟了，才自以为能理解第二部的深刻含义，才下决心将它翻译出来。对于这种现象，歌德自己作了如下的解释：

……第一部几乎纯粹是主观的。一切都产生于较狭隘的、更热情的个人，这种人的半蒙昧状态，也许能讨人们喜爱。但第二部里几乎完全没有主观的成分，所呈现的是一个更高尚、更宽广、更明朗、更冷静的世界；谁要不曾奋斗求索过，有了些人生阅历，谁对它就会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