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走到门口，皮果提就抱住我，把我带进了房子，一看到我，她就悲痛迸发，但她很快控制了，只低声和我说话，轻轻走路，好像怕死者受到惊扰一样。我发现她已很长一段时间没上过床了。她整夜地坐在那里不动，守候着。她说，只要她的那位可怜又可爱的美人还留在这地面上，她就决不会离开她。

我走进客厅，默德斯通先生在客厅里，可他并没注意到我，只是坐在火炉边的扶手椅上默默流泪，默默深思。在铺满信件和文件的书桌旁坐着正忙着的默德斯通小姐，她向我伸出凉凉的手指，然后低声而严厉地问我是否已量过丧服尺寸了。

我说：“量过了。”

“你的衬衣呢？”默德斯通小姐问，“你带回来了吗？”

“是的，小姐。我把我的衣服都带回来了。”

这就是她那种坚定所给予我的全部安慰。我深信，在那样一种情形下，她很得意地显示她那种冷酷气质里的一切刻毒，她把这些称为是她的坚定、自制、意志和练达。她特别引以为荣的是她的办事能力，现在她正持一副铁石心肠，把一切都用笔墨写下而以此来炫耀其能力。那一天余下的时间，以及后来的日子里，她从早到晚都坐在她那张书桌边，用一支坚硬的笔嚓嚓写画，对每一个人说话都用那种镇静低沉的语调，脸上的肌肉没一丝松驰过，甚至她的衣着也没半点显示出慌乱。

她的弟弟有时拿起一本书，可我没见到他读过。他打开书，盯着书，好像在读，却整整一个小时没翻过书。然后，他放下书，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常合手而坐地看着他，数他的步子，就这样度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他很少对她说话，根本不对我说话。在那死寂的住宅里，除了那些钟，他就是唯一安定不下的了。

出殡前的那些天里，我几乎看不到皮果提，除了在上楼下楼时我总看到她在我母亲和那婴儿躺着的屋子附近，那就是每晚我上床后她来到我身边，坐在我床头。在出殡的前一两天——我想是前一两天，不过在那段沉重的日子里，我觉得我是满脑乱成一片，根本没留心日子的消长——她把我带进那个房间。我只记得，在床上一种白色罩单下，仿佛躺着这幢住宅的庄严寂静的化身，床四周美丽、整洁、清新。她要轻轻掀开那罩单时，我叫道：“哦，别这样！哦，别这样！”并捉住了她的手。

就算出殡是昨天举行的，我也不可能记得更清楚了。我一走进那间最好的客厅时，那屋里的气氛，旺旺的炉火，瓶中酒液的熠熠折光，杯盘的式样，糕饼的微微甜香，默德斯通小姐穿的衣发出的气味，还有我们穿的黑衣，我都记得好清楚。齐力普先生也在客厅里，并过来和我说话。

“大卫少爷好吗？”他祥和地说。

我不能对他说我很好。我向他伸出手，他握住了。

“天哪！”齐力普先生柔和地笑道，眼中有什么东西亮闪闪的，“我们的小朋友们在我们身边长大了。他们长得我们都认不出了，小姐？”

他后一句话是对默德斯通小姐说的，但后者并不作答。

“有了很大的进步吧，小姐？”齐力普先生说。

默德斯通小姐只是做样子式地点点头，但皱着眉头，算是回答。受挫的齐力普先生握着我的手走到屋角，再也没开口说话。

我说出这一点，是因为我要说出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因为我只关注自己或回家以后关注过自己什么。现在，钟声响起，欧默先生和另一个人过来叫我们准备好。正好似很久以前皮果提就告诉过我的那样，曾送我父亲去那同一个墓地的人又在同一间屋里准备好了。

这一行有默德斯通先生，我们的邻居格雷普先生，齐力普先生，还有我。我们走到门口，杠夫和他们所抬的东西已来到花园里了，他们在我们前面走过花园小径，穿过榆树林，经过院门，来到墓地；夏日的早晨，我曾常在那里听鸟儿欢唱。

我们围着墓穴而立。我觉得那天好像和所有别的日子都不同，连阳光的颜色都不同，是一种格外凄惨的颜色。此刻，墓穴周围是我们和将入土安息的人从家里带来的肃穆和寂静。我们脱下帽站在那里时，我听到教士说：“主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他的声音在露天里听来似乎很奇特，但非常清晰明了。接着，我听到了呜咽声，然后我看到旁观者中那位善良忠心的仆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中，我最爱的是她；我那幼小的心中坚信：总有一天上帝会对她说：“做得好。”

在那一小群人中，有许多我熟悉的面孔，有我在教堂里看来看去时认识的面孔，有当年看到我母亲如鲜花初放时来到这村里时的面孔，可我并不在意这些面孔——除了我的悲痛，我什么也不在意——但我看到了这些并认识这些，我甚至看到我背后很远处站着的明妮，以及她朝她那离我很近的情人飞送的眼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