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迪舍纳的进展慢得跟乌龟差不多的时候，受到他牵制的内奥姆进展得就更慢了。样张陆续印出来以后，并没有及时送到他的手中。他认为迪舍纳——也就是替他干活的居伊——行为不轨别有用心；而且眼见着合同没有履行，他便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我，信中充满抱怨和牢骚之词，我对此也束手无策，因为我也不轻松。内奥姆的朋友盖兰那个时候经常来看我，也常常和我聊起这本书，但是始终采取很大的保留态度。他听说此书正在法国印行，并且地方官员对此书的印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具体情况他是不甚了解的。他对我深表同情，因为这部书可能会给我带来麻烦，同时他也似乎在责备我的掉以轻心疏忽大意，但是却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不说我的不谨慎表现在什么地方。他说话总是模棱两可、闪烁其辞；他似乎总是在套我的话。那个时候，我问心无愧坦坦荡荡，而且还嘲笑他谈到这个问题时所使用的谨小慎微、神秘兮兮的语调，我把这看作是他因常常和中央及地方官员打交道而染上的习惯。我确信，此书的思想内容都合乎规定，并且深信此书不仅受到地方官员的认可和保护，甚至值得并且也获得了政府部门的厚爱。我庆幸自己有勇气把事情安排得妥妥帖帖，而且笑话那些似乎为我担忧的胆小怯懦的朋友们，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认，如果我对这部作品的有益性和它的赞助人的节操缺乏应有的信任的话，那么我对他的正直诚实和真知灼见的信任可能早就把我吓倒了。当《爱弥儿》付印时，他受巴伊之托跑来看我，跟我谈起这本书。我给他读了《萨瓦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白》。他一言不发地听着我朗读，而且在我看来，他听得乐此不疲。我读完以后，他对我说：“什么？公民！这就是正在巴黎出版的那本书的一部分。”“是的，”我回答，“这部书本应遵照国王之令在卢浮宫里印刷的。”“我承认这一点，”他说，“但请您高抬贵手不要对任何人说您对我朗读过这个段落。”他那令人奇怪的表达方式使我颇感意外，但是并没有吓到我。我知道杜克洛经常和马勒赛尔卜先生见面。我难以理解他们在同一件事情上的态度怎么会如此大相径庭。

我在蒙莫朗西住了四年，但我的身体却一天都没有好过。尽管空气很新鲜，但水质很差，而且这极有可能就是加剧我的痼疾的原因之一。大约在1761年深秋时节，我大病了一场，整个冬天，我都是在无休止的病痛中度过的。无数的心理上的忧患加剧了我肉体上的痛苦。一段时间以来，莫可名状的忧愁苦闷的不祥预感一直困扰着我，尽管我不知道这些愁闷从何而来。我收到过一些奇怪的匿名信，甚至一些署了名的奇奇怪怪的信。一封是巴黎议会的一名议员写来的，他不满当前的政治体制，并认为今后不会有什么改观，想向我咨询如果想逃避现实的话，是选择日内瓦好还是瑞士好，以便他和家人可以一起去隐居。另一封出自某议院主席某先生之手，他建议我为这个议院起草一份备忘录和一些进谏忠言，该议院当时与宫廷闹僵了。他同时会提供我可能会用到的所有材料和文件。

当我生病的时候，我总是非常容易就大发脾气。恰好此时我收到了这些莫名其妙的来信，我的回信应验了“病中火气大”这句话，我断然拒绝了他们要求我做的所有事情。我当然不会因为拒绝了他们而自责，因为这些信很有可能是我的仇敌们给我设的圈套，而且他们叫我做的事情与我做人处世的原则背道而驰，这些原则我永远都不愿违背。本来我可以拒绝得委婉一点礼貌一点的，但是我的决断十分鲁莽，这就是我的错了。

以上提到的两封信收入了我的信函集里面。那位参议员的来信并未使我感到非常诧异，因为和他以及其他很多人都一样，我认为腐朽的体制正在威胁着法国，体制正在迅速解体。那场不幸的战争灾难全是政府的过错；令人难以置信的财政方面的混乱；行政管理上两三个大臣掌权，他们公开对抗，长期政见不一，尔虞我诈，正严重败坏着整个王国；人民和各个阶层普遍的不满情绪；一个顽冥不化的女人的执拗，根本没有头脑，就算有点儿头脑的话，也出于自己的个人好恶，几乎总是排除最有才干的异己分子，在重要的官位上安插投其所好的庸才——所有这些，都使那位议员、使公众和我的预感植根于现实的土壤，所以我们的忧虑是事出有因的。这些不祥的预感很多时候都让我左右为难，不知道究竟该不该在似乎威胁着国家的种种动乱爆发之前跑到国外为自己寻找一个避难所。但是因为我凡事不喜出头，加上性格恬淡，我相信，在我隐居期间，没有什么风暴会席卷到我。我惟一的遗憾是，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卢森堡先生却临危受命，接受了使他与政府产生龃龉的任务。我本来希望他能够为自己准备一条后路，以便应对紧急情况，以防这个庞大的机器有朝一日突然轰然倒塌摔得粉碎。在当时的情形下人们的这种担心是情有可原的，现在对于我来说，这一点仍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执政权没有完全落到一个人手里的话，法国专制王朝现在将会陷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