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感到我在死亡线上挣扎。我搞不懂我汪洋恣肆的模糊念头怎么没有给予我致命的打击，一想到我最好最有价值的一部书会玷污我身后的名声，我就惊惶不已。我从来没有如此地恐惧过死亡的到来；而且我相信，如果我那时就一命呜呼了，我简直是死不瞑目呀。即使在今天这个时候，当我目睹最阴险、最奸诈的阴谋正在毫无遮拦地付诸实施，我也会比先前死得平静得多，因为我相信我在作品中留下了对我有利的证据，这证据迟早都将戳穿那些人的阴谋。

马勒赛尔卜先生亲眼目睹了我的焦虑不安，倾听了我的倾诉宣泄之词，尽力地安慰我，这证明了他的确是宅心仁厚。卢森堡夫人也加入了这一工作中来，她多次去看迪舍纳，打探出版的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最后书又恢复印刷，并且进展得格外顺利；我还是不明白当初此书的印刷停滞不前的原因。马勒赛尔卜先生不辞劳苦到蒙莫朗西来，想平息我的焦虑，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对他的正直非常信任，他帮我克服了我那可怜脑袋的惊慌失措，用他独有的方式使我的心绪有效地平静了下来。他在见了我忧心如焚、疯疯癫癫的样子之后，自然而然会觉得我的境况非常值得同情。他周围那帮哲学家的谈话在他的耳际一遍遍回旋，一次次重复。当我到退隐庐去住的时候，他们公开宣称，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在那里是不会常住的。当他们看到我坚持住在那里，他们又说我这样做是出于固执、自尊和羞于屈服于外界舆论，又说我在那里烦闷得要死，过得非常不开心。马勒赛尔卜先生相信了这种谣传，给我写来信件。我如此尊敬的一个人竟然会有这样的错误想法，我喟叹不已，一连给马勒赛尔卜先生写了四封信，信中向他解释我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同时我真实地向他描述了我的志趣、我的性格以及我内心的所有真实想法。这四封信我没有打草稿，写得畅快急切，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甚至写完以后都没有通读过一遍，这四封信可能是我一生中写得最为轻松的“作品”了，同时令人惊奇的是，那是我人生中生理上遭受病痛折磨、心理上极为沮丧的时期。我感到疲惫不堪，一想到我在那些正直的值得尊敬的人们心中留下的竟是如此不公正的看法，我就感叹不已；我试图用在这四封信中勾勒出的轮廓在某种程度上代替我已经计划动笔的那本回忆录。这些来信令马勒赛尔卜先生非常高兴，并把这些信在巴黎拿给别人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在此要详细叙述的东西的概要，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们才值得保留下来。这几封信的抄件，他应我的请求在几年之后寄给了我，这些信也在我的信函集里面保存着。

从那以后，在我一步一步接近死神的时候，惟一一个困扰着我的问题就是我非常需要一个我可以信赖的懂文学的朋友，让我可以把我的手稿托付给他，在我死后，他也可以甄别和整理我的手稿。到日内瓦旅行之后，我跟穆尔杜交上了朋友；我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我很希望他能陪我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我告诉了他我的愿望，我相信如果他并非事务缠身，而他的家庭也允许他来的话，出于人道主义他会很乐意为我效劳的。被剥夺了这种慰藉，我希望至少向他表示出我对他的信任，就把尚未出版的《萨瓦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白》这本书寄给了他。他读了之后非常高兴；但是从他回信里的语气看，他似乎并没有感受到我对他的信任，而那个时候我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份信任。他表示自己很希望得到别人手中没有的我的几篇东西。我把《悼奥尔良公爵》寄给了他，这篇悼词是我替达尔蒂神父写的，但是他并没有宣读这份悼词，因为出人意料的是，那天受委托前往宣读悼词的人不是他。

印刷工作一旦恢复以后，就一直平静地继续着，直到全部印完；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人们对头两卷的要求非常苛刻，对后两卷，没有挑一个字的毛病就通过了，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是针对后两卷的内容的。然而，我仍然感到了一种不安，我不得不提一下。被耶稣会教士们吓了一顿之后，我又对冉森派和哲学家们产生了恐惧。我憎恨所有与党、派、集团有关的东西，也不希望从任何“党内人士”那里获得什么好评。那些“长舌妇”们前段时间离开了他们的住所，搬到离我很近的地方来住。从他们的房间里，可以很容易地爬上隔开他们的花园和我的塔楼的那堵矮墙。我把这个塔楼当作了我的书房，里面有一个书桌，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清样。清样寄过来时我一边收一边装订，因此在它们印刷出来很久以前，我就有了全套的成书。我的考虑不周、粗心大意和我对马达斯先生的信任，使得我总是在晚上的时候忘记了把塔楼的门锁住。我住的地方是他花园里的一部分。早晨的时候，我发现塔楼的门大开着。这些倒没有使我怎么不安，假如我没有发现我的稿件被翻动的话。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几次以后，我就更加注意晚上锁门的事情了。但门锁不好使，钥匙在锁孔里只能转半个圈。我仔细一检查，发现桌上的稿件比我把门大开着时翻动得还更多一些。最后，我的一卷书稿找了一天两夜都没有找到，也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在桌上找到。那时我既没有怀疑马达斯先生，也没有怀疑他的外甥迪穆朗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们对我有着一种真诚的喜欢，我也非常信任他们。我开始觉得那两个“长舌妇”比较可疑。我知道虽然他们是冉森派，但是和达朗贝也有些关系，并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这引起了我的不安，使我更加谨慎了。我将手稿拿进自己的房间，完全终止了和这些人往来，因为我知道他们曾经拿着《爱弥儿》的第一卷在好几户人家显摆，那是我不小心借给他们的。尽管直到我离开那里时，他们一直是我的邻居，但是自从那以后，我和他们再也没有什么更深的交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