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伯朗斯基的境况很是不妙。

卖树林的钱三分之二已经挥霍殆尽，剩下的三分之一以九折向商人预支，也几乎预支完了。尤其是去年冬天多莉第一次清楚声明她拥有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拒绝在领取出售树林的最后三分之一款项的合同上签字，商人就再不肯预支一分钱了。奥伯朗斯基全部薪俸都用做家庭日常开销和偿还不能再拖欠的小笔债务。他现在实在是身无分文了。

这种令人不快的困难处境，在奥伯朗斯基看来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照他的理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他的薪俸太少。他的职位几年前还相当不错，但现在不行了。银行行长彼得罗夫年薪一万两千卢布；史文提斯基担任公司董事，年薪一万七；创办银行的米亭，更是岁入五万。“显然我在睡大觉，被别人忘掉了！”奥伯朗斯基心想。他开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到冬末终于打听到一个肥差，于是发起了进攻。他先是通过诸位亲朋好友在莫斯科进行活动，然后到春天时机成熟时，又亲自去了彼得堡。这类职位现在比以前多多了，年薪从一千到五万卢布不等，又轻松，油水又足。这就是“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委员的职位。这差事就像所有同类的差事一样，需要广博的知识和超强的活动能力，很少有人能兼备这两种才能。既然无人兼备这两种才能，那么找一个正派人来担任这个职位总比找一个不正派的人要好。奥伯朗斯基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正派人，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正派人；在莫斯科“正派”这个词具有特殊含义，人们说的“正派工作者、正派作家、正派记者、正派机关、正派潮流”，不仅仅指这个人或机关正派，还指他们有时敢和政府唱对台戏。奥伯朗斯基出入于流行这种说法的莫斯科交际场所，被公认为是一个正派人，因此他比谁都有权得到这份差事。

这份差事年薪七千到一万卢布，奥伯朗斯基可以不辞去原有的官差兼任。事情的成败取决于两位部长、一位贵妇人和两位犹太人，尽管已经有人向他们打过招呼了，但奥伯朗斯基还得亲自去彼得堡拜谒这些人。此外，他还答应妹妹安娜要从卡列宁那里得到关于离婚问题的最终答复。于是，他问多莉要了五十卢布，就上彼得堡去了。

奥伯朗斯基坐在卡列宁的书房里，听他念由他撰写的《俄国财政状况堪忧的原因》一文，一心只等他念完，好谈他自己和安娜的事。

“对，非常正确，”当卡列宁摘下看书时非戴不可的夹鼻眼镜，询问地看了看他从前的内兄时，奥伯朗斯基赞同地说道，“细节上非常正确，但现今的原则还是自由。”

“不错，不过我还提出了另一项包括自由原则在内的原则。”卡列宁说，把“包括”二字念得特别重，他又戴上夹鼻眼镜，打算把有关部分再读一遍。

卡列宁翻开他那字迹漂亮、页边空白宽阔的手稿，又读了一遍那段很有说服力的话：

“我不提倡保护关税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大众福祉对上层阶级和下层百姓皆一视同仁，”他从夹鼻眼镜上方看着奥伯朗斯基说，“但他们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只关心个人利益，只会纸上谈兵。”

奥伯朗斯基知道，一旦卡列宁开始谈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们”就是那些不接受他计划的人，是俄国的万恶之源这个话题的讨论就接近尾声了，因此，他情愿放弃自由贸易原则，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卡列宁不说话了，若有所思地翻动着手稿。

“哦，对了，”奥伯朗斯基说，“你有机会见到坡莫尔斯基时，我想请你替我美言几句，转告他我很想谋得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委员的职位。”这个头衔奥伯朗斯基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念得飞快，舌头一点都不打结。

卡列宁询问了一番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做什么业务，然后陷入了沉思。他在考虑这个委员会的事务是否与他自己的计划冲突。但由于这个新机构的业务非常复杂，他的计划覆盖面又广，他无法一下子做出判断，于是摘下夹鼻眼镜说：

“我当然可以跟他说说，不过，说实话，你为什么想谋这个差事啊？”

“薪俸优厚，有九千卢布，我的收入……”

“九千。”卡列宁皱起眉头，重复了一遍。

这份高薪使他想到，在这方面，奥伯朗斯基谋求的差事有悖于他一向在计划中主张的精简节约的主旨。

“关于这一点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当前的高薪制，正是我们政府经济政策不合理的表现。”

“不错，可你想怎么办呢？”奥伯朗斯基说，“比方说，一位银行经理年薪一万你要知道他值这些钱！或者说，一位工程师年薪两万。怎么说这也是个有发展前途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