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走廊里已经很热闹了。办事员们气喘吁吁，曳脚而行，前前后后跑来跑去，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文件。传达员、律师和检察官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原告和没有被监管的被告有的愁眉苦脸地沿着墙壁在徘徊，有的则坐在那儿等待。

“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办事员。

“您要去哪个法庭？这里有民事法庭，也有刑事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应该是刑事法庭。从这儿向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按他指的方向走去。

在那个办事员说的门口，有两个男人正在站着等。其中一个是个高大肥胖的商人，样子很和善，显然刚吃过点心，还喝了点什么，情绪极好。另一个是个犹太籍小店主。当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室时，他们正在谈论羊毛的价格。

“对，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那个商人快乐地眨眨眼问道。

“啊，那好，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了，”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后继续说道，“我叫巴克拉肖夫，是个二等商人（俄国的大商人同业公会中，商人按资本的大小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小商人无权参加公会。），”他伸出一只宽厚、柔软、富有弹性的手说，“人人都应该工作！……请教尊姓大名？”

聂赫留朵夫报了自己的姓名，走进陪审员室。

陪审员室里有大约十个来自不同行业的人。他们也都刚刚到，有些坐着，有些走来走去，彼此打量着，相互做着介绍。有一个退伍军人穿着军装，有几个男人穿着双排扣礼服，其余的人都穿着晨礼服，还有一个人一身农民打扮。因为自认为是在履行社会职责，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扬扬自得的表情，尽管不少人不得不为此离开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大多数还正在因此而抱怨。

陪审员们互相谈着天气、早来的春天和当前要审理的案子：他们有些已经相互认识，有些还在揣测到底谁是谁。那些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赶紧过来介绍自己，显然认为这是一种荣幸；聂赫留朵夫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他在陌生人中间时总是发生的一样。若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可答不上来；他这辈子到现在为止所过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他自己很清楚，虽然他讲得一口标准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而且他身上的亚麻衬衫、外套、领带、袖扣都是从同类商品最贵的供货商那里买来的最好的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他要求优越性的理由。然而与此同时，他又确实在要求优越性，把人家对他的尊重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而如果他得不到这种尊重，他就会觉得受到了冒犯。而在这间陪审员室里，恰恰就有人不尊重他，让他觉得受到了冒犯。原来，在陪审员中恰巧有一个他认识的人，名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是他姐姐小孩以前的家庭教师。聂赫留朵夫从来不知道他姓什么，甚至对此不屑一顾。这个人现在是一所公立中学的教师。聂赫留朵夫无法容忍他的不拘礼仪，他的自鸣得意的大笑简而言之，他的粗俗。

“啊，哈！您也被逮住了，”这便是彼得·盖拉西莫维奇一边粗鲁地大笑着一边向聂赫留朵夫打招呼时说的话，“这么看来，您也逃不掉吗？”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逃。”聂赫留朵夫冷冷地答道，语气很严厉。

“嗯，这就是我所谓的公益心！不过等到您又饿又困时我们再看，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了！”

“这个牧师的儿子接下来就要用‘你’称呼我了。”聂赫留朵夫这么想着走开了，脸上一副阴郁的表情，就好像刚刚听说他的亲人全部都死了一样。他往一伙人里走去，他们正围着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相貌堂堂的高个子男人，听他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这个男人讲着此刻正在民事法庭里审理的一个案子，似乎对案情很了解，提到法官们和一位名律师时显得很熟。他讲到那位名律师是如何神通广大，让那个案子峰回路转，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来付给她的对手。

“这位律师真是一位天才！”他说。

听众们全都充满敬意、聚精会神地听着，有几个人试图插话，却都被他打断，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全部案情似的。

虽然聂赫留朵夫迟到了，但他还是得等好久。有一位法庭成员到现在还没有来，每个人都得继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