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李康《运命论》云：“文薄之弊，渐于灵景，齐诈之伪，成于七国。驯至西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弊，贪饕险诐，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章、明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惜其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祐之间为优矣。嗟乎！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