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励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儒林传论》“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左雄传论》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俭约，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闺门修整，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以故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宋袁淑《吊古文》：“伯喈衔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