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历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干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又焉得而无水旱乎？

　　崇祯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水气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术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浚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自干时著于齐人，枯济征于王莽，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龙门县，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人，转般至京，以省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竟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后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泾之利，自兹厥后，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匪躬之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顷职大农，首开沟洫，岁功犹昧，物议纷如。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斯多。食乃人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之弊。今原田弥望，畎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秔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来召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能营种者，准数给付余地，且依前官取。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册府元龟》本传：“师度既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读此诏书，然后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吉，为建功立事之本。

　　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淮南子》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今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史记》。按《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

　　《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晋书》：“杜预都督荆州诸军事，修召信臣遗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此圣祖勤民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