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非博学多闻，决没有精卓的识见；不出门游历，又不博览群书，虽贤如子羔、原宪，还是没有用的。因为是这样，所以他“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潘次耕《日知录序》）；所以他“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同上）。《四库全书提要》说：“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这就是他“博学于文”的结果了。

　　其次所谓“行己有耻”，无非是极为强烈的责任观念，就是所谓“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他相信一切学问，所以促社会的改进，社会的改进，完全是学问家的天职。所以他说：

　　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事，何流极而至于斯，则思起而极之。（《与潘次耕札》）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病起与苏门当事书》）

　　“知天下之事何以流极而至于斯，则思起而拯之；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呵！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你看他一生奔走流离，到死方休，留遗着可歌可泣的面影给我们；我们在数百年后，还是闻风而思与起，不是这种责任观念的驱遣么？

　　上面是亭林先生的根本思想。

　　亭林先生的根本主张，既如上述，故其生平所发挥的学说，亦大抵在经世致用方面。他在政治上的思想，最注意于化民敦俗。他以为国家的盛衰兴亡，无不由于风俗；而风俗之成，往往由于在上者一念之微。他说道：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

　　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日知录》卷十二《两汉风俗》）

　　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日知录》卷十三《宋世风俗》）

　　至于所以敦俗之道，则在崇清议，劝名教，他说道：

　　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损，而估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伪矫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日知录》卷十三《名教》）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己不犯。（同上《清议》）

　　他关于行政上的设施，主张地方分权，宗法自治，欲寓封建之制于郡县之中。如言夫惟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道罔不由此”。（同上）“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穷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中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于闺门之内。（《日知录》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与现代民主的精神相合。又其言宗法之要，说道：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啬之计，于是有争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贫而患不均。”夫维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族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此所谓“均无贫者”，而财用有不足乎？（《日知录庶民安故财用足》）

　　他这种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法的社会主义”。这种宗法的社会主义，我相信是到社会主义之路中一个最切近而易行的方法。

　　他主张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即郡县官世袭及有一切用人设施之全权。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