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诱所举八人，唯左吴、雷被、伍被见于《汉书》，已如上述，现在再把这三个人仔细考查一下。据《汉书》，左吴是淮南宾客之与闻密谋者（淮南王传：王日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又伍被传：王曰，“左吴、赵贤、朱骄如皆以为什八九成”），就只两次见了名。雷被官郎中，善击剑，因为比剑误中安子迁，迁恨之，短于安前。雷被惧，逃之长安，告淮南太子迁不许他投效“奋击匈奴”。事见《淮南王传》。据此而观，雷被大约是个武士，不是治学问的人。伍被，《汉书》有传（《史记》关涉伍被的事都附见《淮南王传》中），故对于他的事，独详。本传里说：“被以材能称，为淮南中郎。是时淮南王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被为冠首。”据此则伍被竟是淮南宾客的领袖。本传又记刘安谋反，被切谏，与安反复辩论之词；其论吴广、陈胜之所以一举而成功，谓乃“蹈瑕衅，因秦之亡，时而动”；其议论正和本书《览冥》《齐俗》《诠言》等篇内所反复申明的“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一段意义颇相吻合。所以高诱说伍被是本书的一个撰述者这句话，不能不说是比较可信的了。

　　但是后人亦有不信《汉书》所记，以为本书实出刘安之手。理由是：淮南王辩博善为文辞，史有明文，而左吴等人的著作绝无传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说：“淮南王招集奇士，倾动四方，说者咸以此书杂出宾客之手，非也。左吴、雷被诸人著作绝无可见，特附淮南而显，岂梁苑邹枚，邺中刘阮等哉！”胡说亦自有理。然《淮南》一书议论，前后自相矛盾的，不可胜数，甚至一篇之中，前后亦有矛盾，则又断乎不像一人的手笔了。

　　三

　　本书旧注，道藏本题“许慎记上”，通行本题“高诱注”。《隋唐志》皆并录许高二家注。陆德明的《庄子释文》引《淮南子》注皆称许慎注，李善的《文选》注，殷敬顺的《列子释文》引《淮南子》注，或称许慎注，或称高诱注。可知《淮南子》原有许、高二家的注。然《隋书·经籍志》载《淮南子》许慎注二十卷，高诱注二十一卷；《旧唐书》载《淮南商诂》（商诂乃闲诂之讹）二十一卷（即许慎注），高诱注二十一卷；《新唐书》所载，卷目都合；《宋史·艺文志》载许慎注二十一卷，高诱注十三卷。是知高诱注在宋世已亡若干了。但《宋史》载许慎注二十一卷，竟完全无阙，亦甚可疑。今考宋苏颂《校淮南子题叙》，则言宋世许高二注皆已残缺，崇文旧本，蜀川印本等七部，皆二注相参，不复可辨；又谓“互相考证，去其重复，共得高注十三篇，许注十八篇。”（十字衍文，盖十三加八正得二十一，故云去其重复。）清陶方琦拥护苏说，（见陶著《淮南许注异同诂》序）谓《原道》以下十三篇皆有“故曰……因以题篇”等字，高注本也。《缪称》以下八篇皆无“故曰……因以题篇”云云，许注本也。是知《宋志》所谓许慎注二十一卷，实许氏残注，杂参高注，而冒称了许注。宋世安得完全的许注？高、许二注，在宋时都已残缺了。

　　又取今本《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氾论》《说林》《说山》《修务》等十三篇的注文，和《缪称》《齐俗》《道应》《诠言》《兵略》《人间》《泰族》《要略》等八篇的注文，互相比较，则前十三篇不但篇名下多了“故曰……因以题篇”等字样，并且注文比后八篇要详细得多。前十三篇往往于解释正文之后，复举异说，“一曰……”云云，而后八篇便无此例。现在考证《原道》等十三篇注文所举异说“一曰……”云云，十八九正是他处复见的许慎注。由此，又可知《原道》以下十三篇虽云高注，而实在是杂附许注的了（苏颂所谓二注相参），绝非高注本来面目。我们再把李善的《文选注》，陆德明的《庄子释文》，殷敬顺的《列子释文》，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开元占经》《太平御览》等书所引的许注，和今本《缪称》以下八篇――这是我们认为许注的，互相比较，则见《文选注》等书所引许注而为今本《淮南》所无者，实亦不少。由此，更可知今本《淮南·缪称》以下八篇虽称许注，而实多脱漏，亦绝非许注的本来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