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兵器时代，火攻是威力最为强大、效果最为明显的作战手段之一。火攻一旦奏效，便会使敌方的器械物资、城池营垒片刻之内化为乌有，三军人马瞬息之间毁伤殆尽。所以，明代军事家戚继光曾不无感慨地说：“夫五兵之中，唯火最烈；古今水陆之战，以火成功最多。”

　　孙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属于冷兵器时代，所使用兵器主要是戈、戟、矛、弓箭、佩剑等等，双方作战时往往采取锋刀相接、弓矢交射的作战形式，主要靠的是力与力的直接对抗与较量，结果常常“杀人一千，自伤八百”，战胜了敌人，己方往往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战争效益比相对较低。在这种条件下，火攻作为一种投入较小而产出较大的重要进攻方式，自然会引起重视。为此，孙子在本篇中集中论述“火攻”的问题，其内容包括火攻的基本种类、实施火攻的条件和方法、兵攻与以火助攻的关系等等，从而对春秋时期火攻作战经验做出了全面的总结。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充分肯定火攻战术在军事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孙子认为，以火助攻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卓有成效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战术手段，“以火佐攻者强”。

　　第二，根据打击对象的不同，把火攻的方式具体分为五大类。一是焚烧敌方的人马，它属于最主要的类型，如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是如此；二是焚烧敌军的粮草，就像官渡之战中曹操采纳许攸的献计，一把火烧掉袁绍囤积在乌巢的军粮；三是焚烧敌军的辎重，“军无辎重则亡”，对手没有了装备，便只有挨打的份；四是焚烧敌军的仓库，破坏对手的后方战略资源，这仗自然无法再打下去。就像隋在统一南北之前，军队依高颖的计谋，潜入陈国后方，烧仓库搞破坏；五是焚烧敌方的交通线，补给道路一旦被切断，敌人虽“有心杀敌”却“无力回天”，遭到失败不过是时间问题。

　　以上五种火攻破敌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两大类：一是以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直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肉体；二是以敌人的物资工具为目标，即摧毁敌人的后勤机器，剥夺敌人赖以支持战争的物质资源，使得敌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输掉战争。

　　第三，论述实施火攻的具体条件，强调正确选择火攻的时机。火攻的具体操作是有相当大难度的，孙子指出，火攻的实施必须依赖一定的条件：一是气象条件，二是物质条件。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里的“东风”，就是气象条件。就这项条件而言，孙子认为应该是“发火有时，起火有日”，即要选择有利的时机，如气候干燥，月亮行经箕、壁、翼、轸等星宿位置（古人迷信，认为月亮在这些位置时会天刮大风）等等。这在《三国演义》里，便是诸葛亮披上道袍、筑坛借东风的表演。就物质条件而言，是“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即火攻用的物资必须在平时预做准备。孙子认为，一旦具备了这些条件，就可以考虑在作战中运用火攻。

　　孙子这样看问题，是有道理的。因为孙子所谈的“火攻”，同后世（火器时代）乃至当代（核武器时代）的火攻截然不同。当时火攻主要是利用松脂、艾草等易燃物品，依靠风力的作用，四下纵火来给敌方造成伤亡和损失。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天气条件的限制，所以必须先讲求有关的气候及物质条件。

　　第四，火攻与兵攻必须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火攻不是简单地用纵火的方法去惊扰敌人，而是按照一定的火攻战术来运作，将火攻和兵攻有机结合，以兵攻为主导，以火攻为辅助，从而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为此，孙子明确提出“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的战术原则，即利用纵火所引起的敌情变化，采取不同的火攻战术，并及时以主力进行配合，指挥部队发起凌厉的攻击来扩大战果，一举奠定胜局。这才是火攻破敌的上乘境界。

　　孙子这样辨证分析问题，的确非常有必要。因为火攻固然威力强大，效果显著，但利与弊形影相随，如果在火攻问题上不知灵活掌握，随机应变，就不能使这种战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有时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灾难。譬如南朝萧梁时期，侯景起兵反叛，攻打巴陵，想用火攻攻克城池，谁知风向突变，大火烧到自己的兵马，大败，这就是具体例子。所以，聪明的军事指挥员在运用火攻之时，一定要针对敌情的变化，灵活地加以处置。孙子早在二千五百年前便注意到这个问题，系统提出“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的方法，告诉大家要掌握“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上风，无攻下风”等要领，足见他的认识之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