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清官汤斌，以清廉刚正、敢言直谏闻名于顺治、康熙两朝。为官多年，廉洁自律，百姓安居乐业，居家简朴，崇尚俭约，一日三餐不离清水豆腐汤，于是有了汤斌“为政清白像豆腐汤，生活简朴像黄连汤，于世道人心则像人参汤”的说法，“三汤道台”的雅号就此广为流传。有秀才还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两袖清风，百姓爱怜当局者；一身正气，三汤可配后来人。”台湾作家高阳在其《清官录》中，则赞誉汤斌为“大清王朝第一清官”。

汤斌出生于明朝末年，生逢乱世，因其家产被豪绅所夺而家道中落，全家靠母亲赵氏纺织维持家用。但无论生活多么艰苦，父母也不忍废弃礼教。父亲汤契祖中过秀才，做过陕西按察副使，汤斌自幼从父读书，习科举之业，深知自己能够读书来之不易，因而对每章书必熟读后才肯去休息。由于读书刻苦，知识丰富，为其日后科举之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汤斌随伯父逃到山东躲避战祸，其母为保全志节而死。战后，汤斌闻母殉节，立即回家奔丧。随后，汤斌跟随父亲在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浙江间辗转，历尽艰辛。国破家败，流离失所，让汤斌成熟而能吃苦。在逃难途中，父亲汤契祖经常为儿子讲解前朝历史、圣贤故事，父子俩相互探讨验证。汤斌喜研理学，不薄程、朱，更喜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他不想做隐士，想入世为官，有所作为，拯救民众于水火。

清朝入主中原后，为了笼络中原人才，下令恢复科举考试。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汤斌参加乡试中举人；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汤斌入京参加礼部会试，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开始了其廉洁为官的人生之旅。

汤斌为官心态正直，从不以公事夹带私情，所奏皆以天下为重、社稷为重，因而受到顺治的青睐。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二月，顺治帝下诏求言，议修《明史》。汤斌应诏陈言，建议广搜先代遗书及明末死难诸臣事迹以修《明史》，因而引起了强烈反响。内院大学士冯铨、金之俊等皆“不悦”，攻击汤斌“夸奖抗逆之人，拟旨严饬”。顺治自知汤斌意在表彰忠义，“昭示纲常于万世”。汤斌的耿直得到了顺治的青睐，顺治特于夜半召汤斌至南苑，“温语久之”，以其“为可大用”。顺治帝力求吏治改革，认为“京官习知法度，外官谙练民情，内外扬历，方见真才”，并亲自裁定汤斌等十八名“品行清端，才猷瞻裕”者官升一级，补授外缺，汤斌则补授陕西潼关道副使，这是以监督府县为专职之官。潼关位于晋陕交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号称“三秦门户”，明末清初因陕西战事不绝，人口流失严重，社会凋敝，百姓生活十分困苦。为不扰地方百姓，汤斌上路赴任时用官俸买了三头骡子，主仆二人各骑一头，另一头骡子驮着两副破旧被褥、一个竹书箱，像穷书生赶考似的到了潼关。汤斌向守关的把总说明身份后，把总见他一主一仆，人畜俱瘦，行李又少，使劲地摇头：“把你放到锅里煮也煮不出个官味来。”可是，就是这个“煮不出官味来”的四品道员，上任不到三个月，潼关各州县的土豪劣绅就不敢再作恶，地痞流氓也销声匿迹，百姓安居乐业，官府讼简刑轻。在汤斌的善政感召下，流民纷纷来归，屯田开荒，使昔日的荒田成为粮仓。汤斌仅用三年时间，就使潼关成为户口数千、市场繁荣的西北重镇。一时间，“汤青天”的美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汤斌调任江西岭北道。这里因受南明小朝廷的影响，反清势力非常强大，而且盗匪横行，骚扰百姓。而地方官吏更是如狼似虎，贪腐成性，使岭北地区民不聊生。汤斌上任后，首先整顿吏治，惩办贪官绝不手软，使政治逐渐清明。尔后，奖励耕织，免征课税，使民得以休养生息。继之，汤斌推行剿抚并举政策，亲自督军擒获南明大将李玉廷，并扫平地方匪盗，使境中大治。为保存地方文献，汤斌主持刻印了明天启年间由谢诏纂修的《赣州府志》二十卷。汤斌文武并举，业绩广闻。然而正当朝廷准备提拔汤斌时，忽然传来了其父亲病危的消息，汤斌为尽孝请求辞官休假。因汤斌为官清廉，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又坚决拒绝士绅馈赠，最后只好卖了马筹到路费，闻者无不为之动容。汤斌回家后，精心侍奉老父，孝敬继母，周到备至。其父病逝，汤斌居家守孝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