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强调“洁人”。海瑞自我要求很严，对于下属、其他官吏也要求很严。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讲：“职掌所到，有不洁人可洁己者哉！”他说周围的人不廉洁的话，自己也廉洁不成。他在任官的各个时期都注意与身边的贪财现象作斗争。比如他在淳安做知县时，就要求自己的副手县丞，不能够“未入官门，先营家计，爵禄贿赂夺魄动心”。对其他的人，从上到下都做了警告。做应天巡抚的时候，他叫下属的府县官，官库里的钱只能公用，不能私用。他讲，公银用来办公事，有需要的话就向上打报告，说明用于什么。什么东西不能用公银呢？“拜客帖”、“私衙烛”，这都得“用俸金办”。还有“请过客”，“请同僚乡官”，“行庆、行吊”，“自己事也，自举自办”，自己掏钱。“其有不分公私、混行支用，虽额数余银，亦以脏论”，如果公私混着使，尽管是正常的经费结余下来的，也算贪赃枉法。

第三，主张严惩贪腐，反对轻纵。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找他告状的人每天都很多，使得他没法做其他事情，所以只好规定，每个月初二和十六这两天来放告，但是又规定有三样事随到随办。一是人命案；另一个是强盗恶性犯罪；再一个就是贪污，凡是告发贪官污吏的，随到随办。他把这个当成最紧迫的事情来处理。他认为必须用严厉的手段打击贪污。他说为什么现在贪污现象那么严重呢？就是因为改了明太祖时期严厉的法律。明太祖时，有一条法律是“枉法赃八十贯绞”。八十贯，大约就是八十两银子。贪八十两银子，那就得把你绞死。可是后来慢慢就给改了，贪污罪重的，可以不死，用钱来赎。海瑞就给皇帝上书，说一定要严厉打击。他举了太祖时期“剥皮实草”的做法，他说意思并不是要用这种严酷、不人道的刑法，但是严厉打击这个精神得贯彻。

第四，反对滥用国家的钱，以民脂民膏行贿。拿着国家的钱财去行贿受贿，是那时候普遍的一种贪腐方式，所以海瑞反对用国家的钱去送礼，和这有关的一些“惯例”他都反对。比如，下级每年年终要给上级报告财务的收支情况，当时有一惯例，就是必须给上级机关的人送钱，否则就给打回来，说这也不合格，那也不对。海瑞做知县的时候，就坚持不送钱不送礼，打回来就另做，宁可另做，也不按别人都送礼送钱的惯例去办事。他说这样就会开贿赂之门。海瑞做了巡抚，管着很多府县官。下去视察，按照惯例，基层的人也要给他的工作人员送钱。他都禁止，每次巡视回来以后，把随从人员检查两遍，一遍是巡捕官去检查，一遍是让管教学的学官去检查。连他们的文件箱子都要翻到底，一旦发现有送钱送礼的情况，即追查到底，如果查出是官吏给的，那比一般基层人员给的惩罚还要严重。当时行贿的很常见、很普遍的形式是，假如某一个官吏要从本地经过，就要送点路费，送点礼物。海瑞在这方面抓得很紧。他做应天巡抚的时候规定，“过客至驿，虽去城去关咫尺，（道）府州县官亦不得出见”。过客住在驿站，府县官谁也不准去见面。驿站里头的主管人员，也不许给里面通信说去送路费。

为什么海瑞能这样廉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主张“为政以德”，重视义利之辨，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传统文化的这些积极因素，无疑是有利于反贪的。海瑞自幼受到良好、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他四岁父以后，母亲教他的就是儒家的经典，“义利之辨”、“仁爱为民”，这些思想在他脑子里牢牢扎了根。史书上记载，他“稍知识，直欲学做圣贤，而纷纷世态皆无当于心”。说他稍微懂事以后，就只想以圣贤为榜样，尘世上千奇百怪的东西，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他认为“君子之仕，所以行其义”，君子出去当官，就是行义的。“爵位者，所托以为民之器也”，官这个职务，是自己用来为老百姓办事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谋私的。海瑞既然有这样的志向和主张，他能够坚持洁己洁人，反对贪黩，那自然就是毫不奇怪。我们的儒家文化，到宋明以后就是理学。这个“理”里头，也有很多积极的东西。海瑞也用理学来论述反贪主张。比如他讲“吾人一身备万物之理，则当以万物一体为己任”。说世间的万物，包括所有的人和我们是一体的，不要分成彼此。他说现在为什么谋家利己之念严重，就是因为性理之学不明，所以“国法日久驰玩”。如果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在他脑子里真正扎根，让他有了信仰，他这么反贪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