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刚满二十岁的司马光一举高中进士甲科，功名早成。但他并不因此自满自傲，而是留下了这样一番话：“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反映出他不求虚名，但求以仁德建功立业的胸怀与器识。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司马光在韦城为政仅一年多，就展现了勤政爱民、善治繁剧的政治才干，得到了“政声赫然，民称之”的赞誉。不久，司马光被调往京城，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经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寺礼院。司马光时时以民生为忧，以国事为重。当时，北宋建国已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他秉性刚直，连连向宋仁宗上疏，陈述自己兴国安邦的一整套治国主张，并且多次斥佞举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皇帝面折廷争，不畏拂逆君主之意。宋仁宗无后，在他得病之时，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触及宋仁宗的忌讳，群臣虽然都忧心忡忡，深恐将来发生皇位之争，但又都对此事缄口不言。司马光生性耿直，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章提及立储之事。这时，虽知“臣言此，自谓必死”，但还是再次冒死请求宋仁宗“果断力行”，早日立储。宋仁宗感念司马光忠君为国的一番苦心，不予怪罪，没多久就立了赵曙为太子，即为后来的宋英宗。

后来，司马光任谏官时，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忠心耿耿、针砭时弊，终以一个忠君、忧国和直言敢谏的贤臣形象显扬于当世。刚到谏官任上，司马光就提出为官为政五规：“保业、惜时、远谋、谨微、务实。”并以此为规范，认真履行言官职责。五年之中，司马光前后共上奏章一百七十余篇，其中对一些大事一奏再奏，不辞辛劳。

司马光认为，“利百姓”才能“安国家”，因此一向重视民众的力量，同情百姓的疾苦。北宋时期，徭役繁重，百姓叫苦连天。为此司马光食不下咽，深为忧虑。一次，居然当着皇帝的面拍案而起，要求皇帝即刻采取“养民”措施，救民于水火。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陕西、河东一带旱灾严重，民不聊生，朝廷却无动于衷，依旧大肆搜刮百姓，挥霍无度。司马光对此极为愤怒，连上奏章要求朝廷开源节流，惩治贪官污吏，而他自己则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将各种恩赐节省出来用于公务开支。

司马光为国分忧，为民请命，时人无不景仰，称他为“社稷之臣”。尤为引人注目并最能代表司马光深刻见地的，要数他论述君德的《三德》论和论述用人之道的《御臣》论了。《三德》论，讲的是人君之德。在司马光看来，但凡英明有为之君，都应当具备三方面的品德，这就是：仁、明、武。所谓“仁”不是生养抚育、迁就容忍的代名词，而是要“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这才是“仁君之仁”。所谓“明”并不是繁杂苛细的观察，而是要“知道谊（即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这才是“人君之明”。而所讲的“武”绝不是强横残暴之义，而是只要道义所在，便可“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这才是“人君之武”。人君具备“三德”，国家必然富强。缺一则衰弱，缺二则危险，三者无一就一定会灭亡。《御臣》论，讲的是朝廷用人之道。司马光认为，所谓“致治之道”没有其他内容，无非三条而已：一是任官；二是信赏；三是必罚。这三条的具体内容是，在用人方面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依材授任，量能授职。有功则晋级奖赏，不要迁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另选贤能任之；有罪则施以“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长此以往，则朝廷必尊，万事必治，百姓必安，四夷必服。因为《三德》论和《御臣》论属于治国要道，是司马光的重要政治主张，所以尽管这一理论最初是在宋仁宗时期提出来的，但后来他对英宗、神宗也多次论及。司马光甚至深有感触地对宋神宗说过：“臣获事三朝（指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皆以此六言（即论述君德的仁、明、武和论述用人之道的任官、信赏、必罚）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情深意切，尽职尽责，司马光对朝廷的一片赤诚，于此可窥一斑。宋神宗感慨其功，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其意是说，如果有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司马光不论身居何职，从不曾忘却平生所怀“忠君、利国、养民”之志。他以治史为从政治国的方式，本着“叙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穷探治乱之迹”的精神专心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前后共费时达十九年。这是我国历史上继《史记》之后的又一历史巨著。司马光虽身居洛阳，专心治史，不问朝政，但声望却在节节升高。苏东坡曾称赞这个时期的司马光：“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