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司马光，很多人都知道三件事：一个是他儿童时破缸救人的故事，一个是他编纂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再一个就是他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后人多研究其史学贡献与政治思想，实际上，司马光还拥有诚实正直、廉洁自守、勤政尚俭的美德，被后人树为道德典范。苏轼对司马光的品行有非常高的评价：“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

司马光家世代书香贵胄，远祖可上溯至西晋皇族平安献王司马孚，后来家势逐渐衰落，到了祖父司马炫时，才在北宋初年中了进士，重新当了官。司马炫虽然只做过县官，却没隔多久，就使“境内大治”，“以气节著乡里”，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位至天章阁待制，“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司马池家教甚严。三个儿子中，司马光最小，但他对司马光并不溺爱，从小严加管教。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司马光从小就品行端方，诚实好学。

“诚”是司马光终生追求的信条，是为人处事的准则。这个“诚”指的是为人诚实忠厚、讲究信誉，做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以“诚”铭字。司马光字君实，他用“君实”为字还有一个故事。幼年的司马光是一个顽皮淘气的孩子，在他五六岁时，别人给了他几个青核桃，他求姐姐将外皮剥掉，姐姐摆弄了好一阵，却怎么也剥不开。姐姐走后，一个年长有经验的女仆把青核桃用开水一烫，那层青皮便脱落了。姐姐回来时见核桃皮已脱，就问是谁剥掉的，司马光逞能地说是自己。这件事正巧被父亲碰见了，他训斥司马光道：“小小年纪就撒谎骗人，怎么得了！”父亲的严厉批评给司马光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极深的烙印。司马光下决心从此再也不说假话，并用“君实”作为自己的字，提醒自己时时要“实”，处处要“实”，为人要诚实，做事要实在。他的一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以“诚”育人。司马光不仅要求自己“诚”，而且用“诚”来教育学生。他晚年居洛阳，有个新科进士刘安世不就任朝廷授给的官职，专门赶往洛阳拜司马光为师从学。他向司马光请教做人最要紧的是什么？司马光只回答了一个“诚”字。刘安世思考了3天。仍然不得要领，便再次向老师请教：“前日蒙先生指教以‘诚’，然而从何门而入呢？”司马光回答：“从不说假话入门。”后来，司马光做宰相，来和他拉关系的亲朋故旧很多，而这位刘安世却一无所求，司马光反而推荐他充馆阁学士。

以“诚”待人。司马光一生为人诚恳，在交友过程中更是充分表现出这一品格。司马光在政治上属守旧派，顽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二人本来都是竭诚为国之人，只因政见不同，这才在政治上成了“冰火不可同炉”的对头，常在朝堂之上针锋相对。但二人都光明磊落，私下里相互敬重，相处友善，从不在私下用见不得人的阴招。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司马光给他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言辞恳切，希望王安石能悟而改之。王安石言简意赅地写了封回信，就是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之后，依然称道司马光是真君子。司马光也称“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自谦才能不及王安石一二。后来王安石病故，噩耗传来，重病中的司马光不禁为之感伤，特致信朝廷，建议对其“优加厚礼”。历来为人仰慕的所谓君子间的磊落之交、道义之交，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以“诚”入仕。司马光在近五十年的官场生涯中，历仕四朝，做过地方行政长官，州、府幕僚，学官，言官，侍从官，直到位居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首辅宰相。他对国家、对人民始终是竭尽忠诚，恪尽职守。凡是他以为害民、病民不当为之事，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宠臣近侍，乃至皇帝本人，他都能直言不讳地提出来。他注重实际，不图虚荣，提出“人主量才，然后授官，人臣审能，然后受事”。对于朝廷授予的职务，只要适合他的专长，能够发挥他的作用，就欣然受命。反之，无论官爵多高，位置多显，都力辞不受，因而在大臣中享有“不逐名利”的盛誉。

总之，严格的家风加上自身的秉性，司马光尽其一生，正直磊落，处事以“诚”。南宋大儒朱熹赞他“诚心自然，天下信之”。司马光晚年也自称：“我无过人之处，但平生所为，未曾有不可对人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