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自身清正，对亲戚、族人亦不徇私情。据《合肥市志·人物传》载：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包拯因儿子英年早逝，请求朝廷照顾到离故里较近的地方任职，以便料理家事。朝廷恩准调其先任扬州知州，不久又破例调其至家乡庐州任知州。包拯对朝廷的信任深为感激，一边处理家事、祭奠亲人，一边处理政务。但棘手的事也跟着来了，亲戚、族人中有人仗着他的势力欺压百姓，有的甚至骚扰官府。这对向来公正执法的他不啻是个考验。那么，包拯会怎样面对它呢？一次，包拯的舅父因仗势欺人而违法，脸色铁青的包拯二话没说就击鼓升堂，在询明案情后，即按律法命衙役当堂狠狠打了其舅七十大板，喝令退堂。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庐州百姓钦佩包拯居官公正，编出顺口溜“外甥有理打得舅”，流传至今。

北宋时期贿赂成风，人们每办一件事，都要行贿送礼，打通关节。如梁适做相时，张投向梁适行贿，得做三司副使。王钦若做宰相时，举子任懿托僧人惠秦贿银350两，他把银数写在纸上交给王钦若的宠妾李氏，李氏命奴仆把“任懿”两字写在手臂上，把写有贿银数的纸交给王钦若，任懿果然得中进士。故时人讥讽道：“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但这句话到包拯那里就行不通了。包拯从不收受贿赂，亲朋故旧的请托一概拒绝，所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旧俗认为阴间阎罗大王掌管人寿，谁也无法打通关节。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打官司、办事不用请客送礼，自有像阎王一样执法公正的包公给做主。

包拯做官从不讲究排场。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他被朝廷任命为陕西路转运使。当时他是以工部员外郎的身份出任转运使，照理说应该更换绣有区别等级标志的“章服”，以示尊荣。可俭朴实在的包拯并不在乎这个，就穿着平日穿的衣服上任去了。几天后，另—个升任转运使的人，主动向宋仁宗提出更换章服。世上事只怕“货比货”，两人一比较，宋仁宗对包拯的举动更为赞赏，于是特地派人骑快马星夜去追包拯，把三品图纹的章服授予他。

包拯一生反腐倡廉，对贪污可谓深恶痛绝。他曾给宋仁宗上过一道《乞不用赃吏》的奏疏。他在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如果这话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可能所有当官者都会这样说，事实上历代都有一些道貌岸然的官员外表很“廉”而内心很“贪”，但包拯说到做到，毕生都在身体力行。

包拯到了晚年，“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病危时，考虑到自己一生为官清白，对后代亦应有个交代，为此给家人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还再三要求将这条遗训刻在石上，竖砌在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后来，他的儿子包绶虽官至通判，系正六品，但在任上因病去世时，竟“身无余钱”，清贫廉洁一如其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