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子女不娇不纵，从小处着眼，励以忠贞大节。诸葛亮对于子侄、外甥等晚辈要求甚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他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如对于饮酒，他要求只要“适体归性”即可，不能酗酒。当他的继子诸葛乔办完公务，正要返回成都时，各位将领的子弟正在执行后勤运输任务，考虑到应该让诸葛乔与大家同甘共苦，就派诸葛乔带领五六百名士兵，同各位将领的子弟在山谷中转运粮草。《诫子书》《又诫子书》《诫外甥书》是诸葛亮在如何对待学习和如何做人等方面对晚辈的严格要求，也是他一生勤于治学、严于律己的经验之谈。诸葛亮在文章中对晚辈们说：一个人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追慕先贤，节制情欲，去掉郁结在胸中的俗念，将自己的远大志向树立起来，并不断地用它激励自己。不局限于琐碎的事情，虚心地广泛地学习，去掉疑惑、吝啬，即使未能得到提拔、录用，这对于自己美好志趣是没有损害的，更何愁理想不能实现？如果意志不坚强，意气不昂扬，沉溺于习俗私情，碌碌无为，就将永远处于平庸的地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志当存高远”，这些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是他从人生经历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这些内容，不仅教育了他的子侄、外甥，也成了诸葛后裔的传家之宝。

7、倡导廉政之风

诸葛亮为政清廉，也清醒地知道光靠个人居官廉洁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改变当时蜀国的政风和社会风气，在蜀国形成廉政之风。因此，诸葛亮坚持以法治蜀。他内修政理，执法严明，举荐不分亲疏贵贱，弹劾不避权贵重臣。于是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公元207年，诸葛亮就向刘备提出“内修政理”的建议，坚定不移地以法治蜀，整顿政治，打击地主富豪，增强政府的人力财力，稳定社会秩序。他不仅在行政上建章立制，严明法治，而且在治军上也重视严明法纪，以增强军队战斗力。史书上称蜀军“赏罚信而号令明”，这就是蜀军能屡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重要原因。在诸葛亮发布的《军令》和《兵要》中诸葛亮不仅指示部队应该怎样做，而且指出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不这样做的后果，对违反军令的处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有了制度和规定，就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再好的制度和规定也将成为一纸空文。诸葛亮令出如山，严明执法。公元231年，诸葛亮领兵十万复出祁山攻魏，司马懿领兵三十万拒亮。诸葛亮的参佐们认为魏军人多势众，处于优势，可暂停实行士兵的定期轮换制，留下这些本该轮换回家的士兵以壮声威。诸葛亮为此专门发布通告：坚持按规定办事，让应该轮换的战士按期离开战场返家。士兵们非常感动，纷纷要求留下作战。终于以少胜多，重挫魏军。

8、执法严明，弹劾不避权贵重臣，举荐不分亲疏贵贱

这在一般政治家是不易做到的，但诸葛亮却能一以贯之。马谡是诸葛亮的爱将，街亭失守，他挥泪斩之。李严在蜀国地位仅次于诸葛亮，也是受刘备托孤的重臣之一。当李严因自私卑劣，乱法乱军，危害国家统一大业时，诸葛亮三次上表弹劾，最后将李严削职为民，流放梓潼郡。但诸葛亮不搞株连，仍留李严之子李丰在丞相府做官，继续受到信任和使用。诸葛亮还经常教育他：希望他能正确对待父亲的问题，正确对待自己。诸葛亮执法严明的又一个特点是他给受处罚的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对诚恳服罪改过的人，允许重新复职。这是他“法加于人而无怨”的原因之一。李严被罢黜后，听到诸葛亮病逝的消息，悲叹自己从此失去了改正过错后被重新起用的机会，遂激愤而死。

9、任人唯贤，推荐提拔了许多人才

诸葛亮主张不分贵贱，只要效忠国家，就唯才是举。诸葛亮推荐选拔的人才多数没有辜负诸葛亮的期望，其中蒋琬、姜维等人成了接替诸葛亮辅佐刘禅的文武干才，是后期支撑蜀汉政权的顶梁柱。

由于诸葛亮以法治蜀方针的贯彻实施，以及他严于律己，俭以率人精神的示范作用，在蜀汉文武百官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曾和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的董和，“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尚书令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吕乂“历职内外，治身俭约”；为将二十余年的邓芝，“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继蒋琬为相的费祎，“雅情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的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清素节约”。诸葛亮廉政思想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诸葛亮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其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作风，在古往今来的官吏中，实属罕见。由于他的身体力行，蜀国上下官清吏廉一时成为良好的风尚。他的公忠体国、勤俭持家、以身作则的人格魅力，生前就深受蜀人爱戴，死后更是受到后人敬仰，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