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满洲贵族的战争和明末农民战争共进行了四十年，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战争使人口锐减，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当时繁荣的江南，“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为丘墟”。湖广地区是“万井烟寒，千家空杵”。四川是“民无遗类，地尽抛弃”。北方的直隶是“极目荒凉”。

据1623年明朝统计，全国有人口五千一百多万，到清顺治时的1661年统计，全国人丁只有一千九百多万，人口大约有四千万，可见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多大。对清统治者而言，人口的减少就意味着剥削对象的减少，清政府必须实行缓和矛盾的政策和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

清朝的统治，除特别加强民族压迫外，大体上都沿袭明朝的成法。明朝大量兼并土地的田庄，到清初时就为“圈地”所代替。圈地就是强行划范围占领土地。八旗兵每人可得圈地六垧每垧六亩，家有壮丁两人者加一倍。“垧”就是“赏”。垧，后来成为东北、华北部分地区地亩的计算单位。被圈的土地，有的使农民沧为奴隶，为新主人耕种，有的直接当作牧场使用。总计被圈的土地有十多万顷，大多是京畿附近人民的土地。

清统治者占地有限，不得不把明朝时的庄田还归农民耕种，给予所有权，称为“更名田”。鼓励人民耕种无主荒田作为世业，如因家贫无力耕种，政府可贷给耕牛种子，或者免除租税。

康熙帝亲政之后，积极推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政策措施，其中重要的有：康熙八年（1669年）下令停止圈地，并规定当年所圈占的土地，迅即查还给汉人，以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康熙帝屡兴大工程、修治黄河，每年费银三百多万两。当时黄、淮、运河等决口一百多处，海口淤塞，运河断流，漕运受阻，康熙帝重用靳辅和陈潢等人大力治理黄河，堵塞决口，使河归故道，漕运畅通。

康熙帝多次蠲免钱粮，共计蠲免钱粮九千多万两。在整顿赋役制度方面，主要是在明代“一条鞭法”的基础上推行地丁制度。清政府鉴于“丁额无定，丁银难征”，“完纳甚难，催征不易”，以及各地农民为丁银所迫而大量逃亡的情况，为了减少逃亡、稳定生产，均定赋役，确保国家的赋税收入，于1712年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丁银数（人丁二千四百余万，丁银三百三十余万两）为固定数额，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种冻结人头税的办法，在赋役发展史上确是一大进步。因为人丁数固定了，丁银数额也固定了，这就为实行“丁随地起”、“摊丁入亩”的地丁合一制度奠定了基础，从而解决了明代一条鞭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已开始试行摊丁入亩。雍正帝即位不久，便正式颁布诏令，普遍推行地丁制度，把固定的丁银数，全部摊入田亩中征收。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命贵州省实行“摊丁入地”为止，除少数几个边区外，地丁制便成为清朝划一的赋役制度。从此，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基本上废除，封建国家对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也进一步松弛，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由于实行了“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人口的增长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全国人口明末（1623年）为五千一百万，到乾隆六年（1741年）为一亿四千三百多万，1790年为三亿零一百多万，1840年达到了四亿一千多万！全国耕地面积在1725年也有近九百万顷，也大大超过了明代的最高数字。

清统治者在入关以前，在行政机构上就依照明朝制度，对后金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和改革，那时设有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合称“内三院”。六部和明朝相同，负责具体政务。入关后，基本上承袭明制。在清初，全国军政大权实际上由满族贵族掌握，由他们组成“议政王大臣会议”，即“议政处”，决定全国的军政要务。这个议政处先由摄政王多尔衮控制，康熙初年，又由鳌拜擅政，康熙帝除鳌拜后，实权才回到皇帝手中。以后康熙帝逐步地取消满族诸王贵族的议政资格。他在乾清宫西南设置“南书房”，选拔翰林院词臣入内当班，称为“南书房行走”，由他们按皇帝旨意发布政令。雍正时期又进一步强化皇权，在隆宗门内设置了军机房的机构，后来正式定名为军机处，实质上军机处成了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这个机构的人选是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大员组成，这些人称为军机大臣，又称为“大军机”。为首的一员称领班或首枢。军机处的属僚称军机章京，又称为“小军机”。军机处完全听命于皇帝。皇帝的机密要令由军机处草拟为“谕旨”，直接发给地方督抚，称为“廷寄”；地方督抚将重大政务径寄军机处，交皇帝御览审批，称为“奏折”。皇帝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