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以后，昭帝、宣帝先后继位，继续执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社会相对稳定，史称“昭宣中兴”。但封建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地主阶级疯狂进行土地兼并与农民破产的过程。从汉高祖到昭宣时期，土地兼并没有停止过，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十分尖锐。

昭宣以后，元、成两帝荒淫无度，不问政事，官僚、贵族、豪强地主与富商大贾兼并土地更加剧烈。丞相匡衡本有食封土地三十一万亩，但他还不满足，又扩占土地四万亩。丞相张禹占有上等良田四万多亩，过着“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的淫奢生活。外戚王立强占垦草田数万亩，并霸占民田，转卖国家，得钱一个亿！哀、平两帝时期，土地兼并发展到“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

地主占有土地，就得要人耕种。这样，与土地兼并相联系的另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就是奴婢问题。广大农民在土地被兼并后，一部分饥饿而死，一部分沦为贵族官僚地主的奴婢。他们受主人任意虐待，可以买卖，生命毫无保障。最高统治者感到如此发展下去，不仅是社会的倒退，也会给国家的赋税带来损失，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西汉王朝在昭宣两帝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一方面是统治集团穷奢极欲和极端荒淫腐化，另一方面是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有些地方出现了“人民相食”的惨景。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人民走上起义反抗的道路以求生，一条是政府解决土地问题和人身依附问题，别无其他选择。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封建统治集团极其惶恐。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哀帝时的丞相孔光和司空何武针对土地和奴婢的问题，提出“限田限奴婢”的建议，结果遭到获益者的强烈反对，他的建议成为一纸空文。哀帝无法，按照方士儒生的迷信说教，幻想再受“天命”，希望天下太平无事，这纯属自欺欺人，根本不能解决社会危机。

皇帝无能解决，人民只有走上反抗的道路。广大民众纷纷起义，各郡几千人以至上万人的农民和矿工的起义到处爆发，他们焚毁了皇帝的陵邑，火光一直照到了未央宫，西汉政权已濒临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绝境。

此时，居于上层的地方官僚豪强已感到刘汉政权再无力维护他们的利益了，于是希望另有人物出来挽救统治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出身外戚的王莽乘机登上政治舞台，夺取了政权。

王莽，字巨君，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元、成帝时期，王氏九人封侯，家势显赫。王莽由于早年丧父，在王氏家庭中本是无权势的人，但他以折节读书、礼贤下士的矫饰伪行，赢得了掌握朝廷大权的伯父大司马王根和大将军王凤的器重与社会上士大夫的赞扬，终于在公元前8年开始辅弼朝政。

公元前1年,哀帝死,王莽蓄意立年方九岁的刘衍为帝,是为平帝。接着他又采取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措施，如大封汉疏远宗室与功臣后裔,给退休官吏三分之一的俸禄,扩充太学,增加太学生名额,献钱救济饥民,而他自己和妻子却极为艰苦朴素。这样取得了朝野的广泛称赞和支持；与此同时,对政敌则无情地予以打击,为自己篡权扫清障碍。自此，他完全控制了刘汉政权。

公元1年，他自升为安汉公。公元5年，他毒死平帝，再立两岁的孺子婴为帝，自己晋升为宰衡，不久又自命为假皇帝。公元8年，他废掉孺子婴，正式当了皇帝，改国号为“新”。

王莽代汉后，便针对当时社会上两个最主要的问题——土地和奴婢问题进行改制，想以此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根据《周礼》的模式下诏托古改制，于公元9年颁布了改制的法令。

在这道法令中，规定全国的土地都称为“王田”，不准私人买卖，废除土地私有制。按照古代的井田制重新分配土地，男子不满八口的人家，占田超过九百亩的就要分给九族和邻里。无田的人，可按照制度一夫一妻分田百亩。同时宣布，改奴婢为“私属”，也不许买卖。诽谤法令和散播反对言论的人，一律放逐到边远地区。

但是，王莽改制的法令是一纸空文。地主、官僚和贵族既不愿停止土地、奴婢的买卖和掠夺，也不愿把超额土地交出来分配，没有土地的人仍然得不到土地。王莽见法令无人执行，只得在三年后宣布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