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夏尔把小姑娘接了回来。小家伙要妈妈，只好对她说，妈妈出去了，会给她带玩具回来的。贝尔特又提起过好几次，后来时间一长，就不再去想了。孩子的快乐，反令包法利伤心不已。他还得耐着性子听药剂师的安慰话，听了直心烦。

很快又来了金钱问题。勒赫再次撺掇他的朋友樊萨尔出面，夏尔答应偿还数额惊人的款项。

因为凡是当初属于她的家具，他绝不肯变卖一件。她母亲为此很恼火。他的火气比母亲还大。他完全变了。母亲只好扔下这个家走了。

这时，谁都来捞一把。朗珀勒小姐索讨半年的教琴费，其实爱玛一次也没去学（虽然她曾经拿出一张交款收据给包法利看）：那是她们两人串通好的。租书店老板要求付三年的租书费，罗莱嫂子提出要二十来封信的送信费。夏尔问是怎么回事，她倒是很巧妙地答道：

“哟！我知道什么呀！总不是她的往来事务。”

夏尔每次还债，总以为就此完事了，结果又冒出别的债来，没完没了。

他去讨要拖欠的诊费，人家给他看他太太写去的信。他还得向人家赔不是。

费莉西泰如今就穿太太的衣裙，也不是全部，因为夏尔留了几件，放在梳洗间里，常去关上门一一观看。费莉西泰身材与爱玛相仿，夏尔望见她的背影时，常会产生幻觉，叫道：

“喔！别走！别走！”

可是，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那天，费莉西泰跟着泰奥多尔私奔，离开了永镇，把衣柜里剩下的衣服席卷一空。

大约在这个时期，寡妇迪皮伊夫人来帖告知：她的儿子、伊沃托公证人莱昂·迪皮伊先生，与邦德镇的莱奥卡迪·勒勃夫小姐喜结良缘。夏尔致信贺喜，其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我可怜的妻子倘若有知，一定会高兴的！”

有一天，夏尔在屋里随便走走，信步来到阁楼上，觉得拖鞋底下踩到个小纸团，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坚强些，爱玛！坚强些！我不想害您一辈子。”那是鲁道夫的信，掉在木箱之间的地上，本来在那儿，刚才被天窗的风吹到了门口。夏尔愣住了，怔怔地站在那里。就在这个地方，爱玛的脸色曾经比他现在还要苍白，万念俱灰，生出死的念头。最后，夏尔在第二页下方，发现一个小小的“鲁”字。这是什么意思？他回想起，鲁道夫那样殷勤的人，突然不见踪影，后来遇到过两三回，又是那样一副不尴不尬的样子。然而这封信的口气是那样敬重，他不由得有了一种错觉。

“他们两人也许有过精神恋爱吧，”他心里想。

再说，夏尔不是那种寻根究底的人，面对证据反而后退了；似有似无的嫉妒消泯在巨大的悲愁之中。

他想，爱玛自然受人爱慕，所有男人想必都对她动过心。于是在他心目中，爱玛因而显得更美，由此他还萌生出一种恒久而炽烈的欲望，火一般在他绝望的心里燃烧，而且因其无法成真而变得漫无边际。

就像爱玛还活着，为了讨她的欢心，他依照爱玛的喜好和想法行事；他买漆皮靴穿，戴起白领结。他往小胡子上涂涂抹抹，像爱玛一样签期票。爱玛在坟墓里，还要把他往歪路上引。

他不得不把银器一件一件卖掉，接着又变卖客厅里的家具。整个屋子徒剩四壁，只有那间卧室，爱玛的卧室，仍然保持原样。吃过晚饭，夏尔总要上楼进去；把圆桌推到壁炉前面，再把她的扶手椅挪近些；自己在对面坐下。镀金的烛台上燃着一支蜡烛。贝尔特在他身旁往画上涂颜色。

这可怜的人看到女儿穿得那么寒伧，心头阵阵作疼，她的靴子没有鞋带，罩衫的腋下破了口子，一直破到腰下，因为女佣没怎么管她。但是小姑娘那样文静，那样听话，可爱地低着小脑袋，漂亮的金色头发，垂在红扑扑的脸蛋上，夏尔的心头便涌起无尽的欣慰——一种掺和着苦涩的欢欣，就像酿得不好的葡萄酒，有股树脂味。他为女儿修理玩具，用纸板给她做牵线玩偶，要么就把肚皮绷了线的布娃娃重新缝好。然后，只要目光遇到针线盒、一根拖在外面的饰带，乃至嵌在桌子缝里的一枚别针，他就沉思默想起来，样子那么忧伤，连女儿也像他一样，忧伤起来。

如今谁也不来看这父女俩。朱斯坦逃到鲁昂去了，在那儿当了杂货店伙计；药店老板的几个孩子跟贝尔特来往得越来越少；奥梅先生鉴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想与包法利继续保持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