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那比内先生怎么办！您看吧，六点钟，他准到。像他那样说一不二的人，世上还没第二个呢。他总要坐单间，还非要他那个座位不可，死也不肯换地方！那个挑剔劲儿，连苹果酒都挑三拣四的。一点儿不像莱昂先生，人家有时七点来，甚至七点半才来呢。有什么吃什么，看都不看一眼。多好的小伙子！说话从来斯斯文文的。”
“是啊，您看，受过教育的人，和当兵出身的税务员，就是不一样嘛。”
钟敲六点。比内果然进来了。
他身材瘦削，穿一件笔挺的蓝色外衣，皮帽的两个护耳用带子系在头顶，帽檐上翘，露出个秃脑门，过去戴久了军盔，上面留有印子。身上一件黑呢坎肩，一副马尾衬硬领，一条灰色长裤；一年四季，皮靴擦得铮亮，不过鞋面让脚趾一边拱起一块。一张黯淡无光的长脸，长一双小眼睛，一个鹰钩鼻子；金黄色络腮胡子，齐着下巴，一根不乱，就像花坛的边缘一样整齐。他打一手好牌，写一手好字，还是打猎的高手。他家有台车床，作为消遣，就做套餐巾的小环，怀着艺术家的收藏癖和小市民的占有欲，餐巾环堆了一屋子。
他朝单间走去，但先得请那三个磨坊主出来。他在火炉旁边老位子坐下，一声不吭，等人给他摆好餐具，然后像往常一样，把门一关，摘掉帽子。
“寒暄几句，也不会把他的舌头累着！”旁边没人时，药剂师对女店主说道。
“他这个人从来就话不多，”女店主应道。“上星期，来了两个布贩子，是两个很风趣的小伙子，晚上说了一大堆笑话。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可他呢，闷声不响坐在那里，像条死鱼。”
“就是，”药剂师说道，“没有想像，不懂风趣，没一点社交素质！”
“不过，有人说他很有本事，”女店主不以为然地指出。
“有本事？他！有本事？”奥梅先生反驳，又用缓和的口气说道：“在他那一行，倒也可能。”
他接着又说：
“嗯！一个渠道很多的商人，一个法律顾问、一个医生、一个药剂师，由于专心业务，人变古怪了，甚至变得喜怒无常，这我理解。故事里有的是嘛！不过，那至少是因为，人家在思考什么问题。就拿我来说吧，好几回要写标签，满书桌找笔，可是找来找去，最后发现在自己耳朵上夹着！”
这时，勒弗朗索瓦太太走到门口，想看看燕子到了没有。她愣了一下，因为有个穿一身黑的男人冷不丁走进厨房。借着黄昏的余光，可以看出这人脸色红润，身强力壮。
“神甫先生，有何贵干？”女店主一边问，一边伸手从壁炉上拿了一盏烛台，摆成一排的铜烛台上都插着蜡烛。“要来点什么吗？喝点黑茶子酒，还是葡萄酒？”
教士彬彬有礼地谢绝了。他是为雨伞来的，那天他把雨伞忘在埃内蒙修道院了，特来拜托勒弗朗索瓦太太差人去取来，晚上送到他的住处。晚祷的钟声在敲响，他说完就往教堂去了。
药剂师等到听不见神甫在广场上的脚步声了，就觉得他刚才的做法很不应该。连喝一点爽爽口都不肯，在他看来，实在是虚伪透顶。其实呢，个个教士，都背着人大吃大喝，而且巴不得又回到什一税（旧时天主教规定教民须以收入的十分之一向教会纳税。大革命时，这一制度被废除。）的年代。
女店主却替她的神甫打抱不平：
“要说嘛，像您这样的人，他能一下子放四个在膝盖上任意摆弄。去年，他帮咱们大伙儿收麦秸，一次就扛六捆，好足的力气！”
“好哇！”药剂师说，“您就让自家女儿去向这种体格的壮汉忏悔吧。我呀，我要是政府，就要教士们每个月放一次血。没错，勒弗朗索瓦太太，每个月都切开静脉大放一次血，对治安和风化都有好处。”
“闭上您的嘴，奥梅先生！您是在亵渎宗教！您没有信仰！”
药剂师回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