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一天，刚吃过午饭以后，我又看见“差半车麦秸”在我们的院里出现。队长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加入我们的队伍了。我们大家高兴得疯狂的叫着，跳着，高唱着我们的游击队歌。可是“差半车麦秸”一直老老实实的站立着，茫然的微笑着，嘴里噙着一支小烟袋。

晚上我同“差半车麦秸”睡在一块儿，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加入我们的游击队？”

“我为啥不加入呢？”他说，“你们都是好人呵。”

停一停，他大大的抽了一口烟，又加上这么一句：

“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

我忽然笑着问：“你的小太阳旗子哩？”

“给小狗子做尿布了。”他仿佛毫不在意的回答说。

“差半车麦秸”同我悄声的谈着家常。从谈话中我知道他为着要安生的做庄稼而热烈的期望着把鬼子早日打跑，并且知道他已经决定叫他的女人和孩子在最近随着难民车逃到后方。他同我谈话的时候，眼光不断的向墙角的油灯瞟着，似乎有一种什么感触使他难以安下心去。我装着睡熟的样子偷偷的观察着他的举动。我看见他噙着小烟袋，默默的坐了半天，不时的向灯光瞟一眼，神情越发的不安起来。最后他偷偷的站起来向灯光走去，但只走了两步就折回头走出屋子，在院里撒了一泡尿，故意的咳了一声，又回到我的身边。于是他又看了我一眼，磕去烟灰，把小烟袋放到枕头的东西下面，倒下去睡了。

“这是多么一个古怪的人物，”我心里说，“而且还粗中有细哩！”

在我们游击队住下的时候，只要我们能找到灯火，我们总是要点着灯火睡觉。从“差半车麦秸”入伍的第二天起，连着有两夜都发生了令人很不痛快的事情。第一夜，灯火在半夜熄灭了，一个同志起来撒尿时踏破了别人的鼻子。第二夜，哨兵的枪走了火，把大家从梦中惊起来，以为是敌人来了，在黑暗中乱碰着，乱摸着，一两只手电是不济事的，有的误摸走了别人的枪支，有的摸到枪支却找不到刀子。等惊慌平息之后，大家都愤怒得像老虎似的，谩骂并追究熄灯的人。队长把同志们一个一个的问了一遍，却没有一个人承认。我心里有一点约摸，便向“差半车麦秸”偷看了一眼。“差半车麦秸”的脸色苍白得怕人，两条腿轻轻的打颤。队长向他的面前走去，一切愤怒的眼光也都跟随着集中在他的身上。“糟糕，”我心里说，“他要挨骂了！”他的腿颤栗得越发厉害，几乎又要跪下去。可是队长忽然笑起来，温和的问他说：

“这样的生活你能过不能过？”

“能的，队长！”“差半车麦秸”从腰里抽出来他的小烟袋，送到队长的胸前：“你老抽袋烟吧？”

同志们全笑了，有的笑得捧着肚子蹲了下去。队长也笑得连连的打着喷嚏。可是“差半车麦秸”自己却不笑。他搔了搔头皮，顺便用手往脖子里一摸，摸出来一个虱子，又用指头捻了一下，送到嘴里“格崩”一声咬死了。

第二天，我把“差半车麦秸”拖到没人的地方，悄悄的问他为什么每夜要把灯亮熄掉。他的脸色红了起来，一边微笑着，一边吞吞吐吐的咕哝说：

“香油贵得要命呐，比往年……”他忽然搔了一下脖子，“点着灯我睡不惯。呵，你抽袋烟吧？”

可是集团生活对于他渐渐的习惯了。他开始胆壮起来，对同志们的生活也会提出来不满的见解。他懂得很多北方土匪的黑话，比如他把路叫做“条子”，把河叫做“带子”，把鸡叫做“尖嘴子”，而把月亮叫做“炉子”。他批评同志们说：

“有许多话说出口来不吉利，你可不能不忌讳。你们在做铁路工人的时候马虎一点不要紧，现在是在玩枪呐，干这道生活可不能不小心！”

同志们有时也故意的说几句黑话，大部分的时候却同他抬杠，向他解释着我们是革命的游击队，既不迷信，又不是土匪，所以不能说土匪的黑话。“差半车麦秸”虽然心里不完全同意，却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俺是庄稼人，俺不懂新规矩呐！”于是他就沉思起来。

“喂，”有一次我对他说，“你应该称别人做‘同志’呐！”

他微笑着，摇摇头，擤了一把鼻涕抹在鞋尖上，喃喃的争辩说：

“二哥，咱山东人叫‘二哥’是尊称呐。”

“可是咱们是革命队伍呐！”我说，“革命军人都应该按着革命的称呼才是的。”

“唏，又是新规矩！”他不满意的加了一句，“我不懂……”

“同志就是‘大家一条心’的意思。”我给他解释说，“你想，咱们同生死，共患难，齐心齐力的打鬼子，不是‘同志’是什么？”

“对啦，二哥，”他快活的叫道，“咱们就怕心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