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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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护

我写的中篇小说《韦护》是一九二九年末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韦护是秋白的一个别名。他是不是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章我不知道。他曾用过“屈维陀”的笔名,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我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

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因为她没有失恋,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自然,我并不满意这本书,但也不愿舍弃这本书。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但总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忆,可以做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

一九三○年,胡也频参加党在上海召开的一个会议,在会上碰到了秋白。秋白托他带一封信给我。字仍是写得那样工工整整秀秀气气,对我关切很深。信末署名赫然两个字“韦护”。可惜他一句也没有谈到对书的意见。他很可能不满意《韦护》,不认为《韦护》写得好,但他却用了“韦护”这个名字。难道他对这本书还寄有深情吗?尽管书中人物写得不好、不像,但却留有他同剑虹一段生活的遗迹。尽管他们的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也难忘的。他在他们两个最醉心的文学之中的酬唱,怎么能从他脑子中划出去?他是酷爱文学的。在这里他曾经任情滋长,尽兴发挥,只要他仍眷恋文学,他就会想起剑虹,剑虹在他的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话);而他对他后来毕生从事的政治生活,却认为是凡间人世,是见义勇为,是牺牲自己为人民,因为他是韦护,是韦陀菩萨。

这次我没有回他的信,也无法回他的信,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处境,我更无从知道。但在阳历年前的某一个夜晚,秋白和他的弟弟云白到吕班路我家里来了。来得很突然,不是事先约好的。他们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至今我也记不起来。这突然的来访使我们非常兴奋,也使我们狼狈。那时我们穷得想泡一杯茶招待他们也不可能,家里没有茶叶,临时去买又来不及了。他总带点抑郁,笑着对我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他说这些话,我没有感到一丝嘲笑,或是假意的恭维。他看了我的孩子,问有没有名字。我说,我母亲替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祖麟。他便笑着说:“应该叫韦护,这是你又一伟大作品。”我心里正有点怀疑,他果真喜欢《韦护》吗?而秋白却感慨万分地朗诵道:“田园将芜胡不归!”我一听,我的心情也沉落下来了。我理解他的心境,他不是爱《韦护》,而是爱文学。他想到他最心爱的东西,他想到多年来对于文学的荒疏。那么,他是不是对他的政治生活有些厌倦了呢?后来,许久了,当我知道一点他那时的困难处境时,我就更为他难过。我想,一个复杂的人,总会有所偏,也总会有所失。在我们这样变化激剧的时代里,个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那时我没有说什么,他则仍然带点忧郁的神情,悄然离开了我们这个虽穷却是充满了幸福的家。他走后,留下一缕惆怅在我心头。我想,他也许会想到王剑虹吧,他若有所怀念,却也只能埋在心头,同他热爱的文学一样,成为他相思的东西了吧。

金黄色的生活

一九三一年,我独自住在环龙路的一家三楼上。我无牵无挂,成天伏案书写。远处虽有城市的噪声传来,但室内只有自己叹息的回音,连一点有生命的小虫似乎也全都绝迹了。这不是我的理想,我不能长此离群索居,我想并且要求到江西苏区去。但后来,还是决定我留在上海,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我第一次听从组织的分配,兴致勃勃地四处组稿,准备出版。这时雪峰同志常常给我带来鲁迅和秋白的稿件,我对秋白的生活才又略有所知。这时秋白匿住在中国地带上海旧城里的谢澹如家。这地址,只有雪峰一人知道,他常去看他,给他带去一些应用的东西。为了解除秋白的孤寂,雪峰偶尔带着他,趁着夜晚,悄悄去北四川路鲁迅家里,后来,他还在鲁迅家里住了几天。再后来,雪峰在鲁迅家的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秋白搬了过去,晚上常常去鲁迅家里畅谈。他那时开始为《北斗》写“乱弹”,用司马今的笔名,从第一期起,在《北斗》上连载。“乱弹”内容涉及很广,对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等,都加以讽刺,给予打击。后来又翻译了很多稿件,包括卢那卡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唐吉诃德》。特别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写的评“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等的论文,词意严正,文笔锋利。秋白还大力提倡大众文学,非常重视那些在街头书摊上的连环图画、说唱本本等。他带头用上海方言写了大众诗《东洋人出兵》,这在中国文学运动史上是创举。在他的影响下,左联的很多同志也大胆尝试,周文同志把《铁流》与《毁灭》改写为通俗本,周文后来到了延安,主持《边区群众报》,仍旧坚持大众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