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讲，我是个土包子，现在也是。我好像一谈到农民，心里就笑，就十分高兴，我是比较喜欢他们的。在桑干河畔，我虽只住了一个月，但由于是同农民一道战斗，同命运共生死，所以关系较深。因此，一结束工作，脑子里一下就想好这篇小说的轮廓了。当我离开张家口，到了阜平时，就像我说过的：需要的就是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一本稿纸，一支笔了。这本书写得很顺利，一年多就完成了。这中间还参加了另外两次土改，真正写作时间不到一年。

有人问我，书里面那些人物是不是真人呢？说老实话，都不是真人。自然，也各有各的模特儿。我后来曾到桑干河上去了几次，去年又去了。我以前去时，那儿有些人找我，说我写了他们。那个妇女主任对我说：“哎哟，你写我写得挺好的，可怎么把我的名字给改了呀？”当时的支部书记也认为我写了他。前个月，他还来北京，要到医院去看我。小说中的那些人，好像有些是真人，但并不完全是具体的真实的人，而是我把在别的地方看到的人，也加到这里的人的身上了。脑子里有很多人物的印象，凡是可以放在一块儿的，都放到一块儿，捏成一团，融成一体。现在我在写《在严寒的日子里》，有些人问我：是不是还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些人？我说：大体都不是了，但也还有那里的人的影子。因为我后来到别的地方工作，很多人都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环境的，我把他们搬家，搬到老地方来。这些人在我脑子里生活的时间长了，很多很多的，有时候我自己也搞不清了，到底是真人，是“假人”，比如那个支书到底叫张裕民，还是叫曹裕民，还是别的什么名字？但我脑子里总是有这么一群人的，这些人经常生、经常长，是原来的样子，又不是原来的样子，他们已经变了。变了的人，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出现了，但是，事实上根子还在这个人身上。这好像有些玄乎，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况。

五七年的时候，有人批判我，说我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家里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说我家里的客人很多，连什么工人、农民都有。我想，人家讲这话，大约是表扬我，不是骂我罢？我这个人，有个脾气，宴会倒是没有的，只是与朋友来来往往，但不是冠盖云集，普通朋友，遇事随便，见茶喝茶，遇饭吃饭，因此，有几个乡下朋友。他们想来北京瞻仰，那时我在北京有个小四合院，房子多两间，他们来了，就到我家来住。我没有多的时间，就让公务员带他们逛天安门呀，参观故宫呀，看电影呀，看戏呀，回家来很简便，吃顿饺子就是农村过年吃的东西了。来我家的这些人是不少的。前几天有人来看我，我说：如果不写你们，我舍不得。我舍不得丢掉你们这些朋友，因为我们是在下面一起战斗过的。尽管他们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一个人谁没有缺点呢？可是他们是那样朴实，那样真心实意，我们又彼此那样关心。我和这些人的关系是不会断的。

我在北大荒的时候，照惯例是不容易找到朋友了，因为我那时是个大右派，谁要和我在一块儿，将来会挨整的。但是，有这样顾虑的人哩，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农民是不怕的，工人是不怕的。他们觉得，我不管你们什么派不派，我看实际，我看着谁对心思，谁好，我就和谁来往嘛。他们肩上没有包袱，既不是官，也不保乌纱帽，他们没有什么要保的东西，没有很多个人的东西。这样的人，他们对我很好，我当然对他们也好，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了解、信任和感情。现在我们有好长时间不在一块儿了，可我们还是有感情啊！自然我要写他们的时候，就觉得很容易了。我脑子里有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使我喜欢他们，爱他们。比如杜晚香，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有个体会，就是在接触人时，决不可以有架子，你得先把自己的心，自己全部的东面，给人家看，帮助人家了解你。只有人家了解了你，才会对你不设防了，这样，他才会把全部的东西讲给你听，那么，你就可以了解他了，你就可以写他了。如果不是平等坦率地和人相处，那么，人家也就不会对你讲什么真话了，所以，我总是这样，如果人家开始不说话，那我就再说，想办法把自己的心，自己的一切，交给别人，让你们来说我，批评我。你们对我好，对我坏，冷，热，那没关系，我都不在乎。一个人写文章，搞创作，就必得要体会社会上复杂的、各种各样的人的内心活动，你不了解他，你就没有办法去反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