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二五年三月间,我从香山搬到西城辟才胡同一间公寓里。我投考美术学校没有考上,便到一个画家办的私人画室里每天素描瓶瓶罐罐、维纳斯的半身石膏像和老头像。开始还有左恭同志,两个人一道;几次以后,他不去了,只我一个人。这个画家姓甚名谁,我早忘了;只记得他家是北方普通的四合院,南屋三间打通成一大间,布置成一个画室,摆六七个画架,陈设着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瓶瓶罐罐,还有五六个半身或全身的石膏人像,还有瓶花,这都是为学生准备的。学生不多,在不同的时间来。我去过十几次,只有三四次碰到有人。学生每月交两元学费,自带纸笔。他的学生最多不过十来个,大约每月可收入二十来元。我看得出他的情绪不高,他总是默默地看着我画,有时连看也不看,随便指点几句,有时赞赏我几句,以鼓励我继续学下去。我老是独自对着冰冷的石膏像,我太寂寞了。我努力锻炼意志,想象各种理由,说服自己,但我没有能坚持下去。这成了我一生中有时要后悔的事,如果当初我真能成为一个画家,我的生活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比我后来几十年的曲折坎坷可能要稍好一点;但这都是多余的话了。
这时,有一个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学生教我法文,劝我去法国。他叫我“伯弟”,大概是小的意思。他说只要筹划二百元旅费,到巴黎以后,他能帮助我找到职业。我同意了,可是朋友们都不赞成,她们说这个人的历史、人品,大家都不清楚,跟着他去,前途渺茫,万一沦落异邦,不懂语言,又不认识别的人,实在危险。我母亲一向都是赞助我的,这次也不同意。我是不愿使母亲忧郁的,便放弃了远行的幻想。为了寻找职业,我从报纸上的广告栏内,看到一个在香港等地经商的人征求秘书,工资虽然只有二十元,却可以免费去上海、广州、香港。我又心动了。可是朋友们更加反对,说这可能是一个骗子,甚至是一个人贩子。我还不相信,世界就果真像朋友们说的那样,什么地方都满生荆棘,遍设陷阱,我只能有在友情的怀抱中进大学这一条路吗?不,我想去试一试。我自许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怎么会轻易为一个骗子,或者是一个人贩子所出卖呢,可是母亲来信了,不同意我去当这个秘书,认为这是无益的冒险,我自然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我怎么办呢?我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总得做一番事业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何以为生呢?难道我能靠母亲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吗?我实在苦闷极了!在苦闷中,我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我应该朝着这惟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盏飘忽的小灯走过去,我应该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我深信指引着我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会向我伸出手的。于是我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细细坦白详尽地陈述了一番。这就是《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记的“得丁玲信”。信发出之后,我日夜盼望着,每天早晚都向公寓的那位看门老人问:“有我的信吗?”但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两个星期之后,我焦急不堪,以致绝望了。这时王剑虹的父亲王勃山老先生邀我和他一路回湖南。他是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会来到北京的,现在准备回去。他说东北军正在进关,如不快走,怕以后不好走,南北是否会打仗也说不定。在北京我本来无事可做,没有入学,那个私人画室也不去了。惟一能系留我的只是鲁迅先生的一封回信,然而这只给我失望和苦恼。我还住在北京干什么呢?归去来兮,胡不归?母亲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我了,正为我一会儿要去法国,一会儿要当秘书而很不放心呢。那么,我随他归去吧,他是王剑虹的父亲,也等于是我的父亲,就随他归去吧。这样我离开了春天的北京,正是繁花似锦的时候。我跟随王勃山老人搭上南下的军车,是吴佩孚的军队南撤,火车站不卖客车票,许多人,包括我们都抢上车,挤得坐无坐处,站无站处。我一直懊恼地想:“干吗我要凑这个热闹?干吗我要找这个苦吃?我有什么急事要回湖南?对于北京,住了快一年的北京,是不是就这样告别了?我前进的道路就是这样地被赶着,被挤在这闷塞的车厢里吗?我不等鲁迅的回信,那么我还有什么指望得到一个光明的前途呢?”
鲁迅就是没有给我回信。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更真切地感到我是被这世界遗弃了的。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渺小的人,鲁迅原可以不理我;也许我的信写得不好,令人讨厌,他可以回别人的信,就是不理睬我。他对别人都是热情的,伸出援助之手的,就认为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对我就要无情。我的心受伤了,但这不怪鲁迅,很可能只怪我自己。后来,胡也频告诉我,我离北京后不久,他去看过鲁迅。原来他和荆有麟、项拙三个人在《京报》编辑《民众文艺周刊》,曾去过鲁迅家,见过两三次面。这一天,他又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地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我听了很生气,认为他和我相识才一个星期,怎么能冒用我弟弟的名义,天真的幼稚的在鲁迅先生面前开这种玩笑。但责备他也无用了。何况他这次去已是我发信的三个星期以后了,对鲁迅的回信与否,没有影响。不过我心里总是不好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