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位张医生的老婆之外，还有一位不知是哪个机关的总务处长的老婆也在这里。她们都是产科室的看护，她们一共学了三个月看护知识，可以认几十个字，记得十几个中国药名。她们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可是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压迫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自然这里面也不缺少真正的觉悟，愿意刻苦一点，向着独立做人的方向走，不过大半仍是又惊惶，又懵懂。这两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经有了二十六七岁的总务处长的夫人摆着十足的架子，穿着自制的中山装，在稀疏的黄发上束上一根处女带，自以为漂亮满想骄傲一下的那么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摆来摆去。她们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只有时对于鞋袜的缝补，衣服的浆洗才表示无限的兴趣。她不得不催促她们，催促不成就只好代替，她为了不放心，也只得守着她们消毒，替孩子们洗换，做棉花球，卷纱布。为了不愿使病人产妇多受苦痛，便自己去替几个开刀了的，发炎的换药，这种成为习惯了的道德心，虽不时髦，为许多人看不起，而在她却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养成。

一到下午，她就要变得愉快些，这是说当没有产妇临产而比较空闲的时候。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一些意见书。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她得到过一些拥护，常常有些医生，有些看护来看她，找她谈话，尤其是病员，病员们也听说了她常常为了他们的生活管理，和医疗的改善与很多人冲突，他们都很同情她，但她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在看着是不成问题了的。

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很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中就太显的不平凡。但做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

而她呢，她不管，只要有人一走进产科室，她便会指点着：“你看，家具是这样的坏。这根惟一的注射针已经弯了。而医生和院长都说要学着使用弯针，橡皮手套破了不讲它，不容易补，可是多用两三斤炭是不可以的。这房子这样冷，如何适合于产妇和落生婴儿……”她带着人去巡视病房，好让人知道没有受过教育的看护是不行的。她形容这些病员的生活，简直是受罪。她替她们要清洁的被袄，暖和的住室，滋补的营养，有次序的生活。她替他们要图画、书报，要有不拘形式的座谈会，和小型的娱乐晚会………

听的人都很有兴趣的听她讲述，然而除了笑一笑以外再没什么有用处的东西。

然而也决不是毫无支持，她有了两个朋友。她和黎涯是在很融洽的第一次的接谈中便结下了坚固的友谊。这位在外科室做助手的同属于南方的姑娘，显得比她结实、单纯、老练。她们两人谈过去、现在、将来，尤其是将来。她们织着同样的美丽的幻想。她们评鉴着在医院的一切人。她们奇怪为什么有那末多的想法都会一样，她们也不去思索，便又谈下去了。

除了黎涯之外，还有一位常常写点短篇小说或短剧的外科医生郑鹏。他在手术室里是位最沉默的医生。他不准谁多动一动。有着一副令人可怕的严肃面孔，他吝啬到连两三个字一句的话也不说，总是用手代替说话。可是谈起闲天来便漫无止境了，而且是很长于描绘的。

每当她在工作的疲劳之后，或者当感觉到在某些事上，在某些环境里受着一些无名的压迫的时候，总不免有些说不出的抑郁，可是只要这两位朋友一来，她可以任情的在他们面前抒发，她可以稍稍把话说的尖刻一点，过分一点，她不会担心他们不了解她，歪曲她，指摘她，悄悄去告发她。她的烦恼便消失了，而且他们计划着，想着如何把环境弄好，把工作做的更实际些。两个朋友都说了她，说她太热情，说热情没有通过理智便没有价值。

她们也谈医院里发生的一些小新闻，譬如林莎到底会爱谁呢？是院长，还是外科主任，还是另外的什么人。她们都讨厌医院里关于这新闻太多或太坏的传说，简直有故意破坏院长威信的嫌疑，她们常常为院长和林莎辩护，然而在心府里，三个人同样讨厌着那善于周旋的女人，而对院长也毫不能引起尊敬。尤其在陆萍，几乎对林莎有着不可解释的提防。

医院里还传播着指导员老婆打了张芳子耳光的事。老婆到卫生部去告状，所以张芳子便被调到兵站上的医务所去了。而且大家猜测着她在那里也住不长。她会重复着这些事件。

医院里大家都很忙，成天嚷着技术上的学习，常常开会，可是为什么大家又很闲呢，互相传播着谁又和谁在谈恋爱了，谁是党员，谁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有问题，那就有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