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东那面的三个窑里，已经透出微弱的淡黄色的灯光。有初生婴儿的啼哭。这是她曾熟悉过的一种多么挟着温柔和安慰的小小生命的呼唤呵。这呱呱的声音带了无限的新鲜来到她胸怀，她不禁微微开了嘴，舒展了眉头，向那有着灯光的屋子里，投去一缕甜适的爱抚：“明天，明天我要开始了！”
再绕到外边时，暮色更低的压下来了。沟底下的树丛只成了模糊的一片。远远的半山中，穿着一条灰色的带子，晚霞在那里飘荡。虽说没有多大的风。空气却刺骨的寒冷。她只好又走回来，她惊奇的跑回已经有了灯光的自己的住处。管理科长什么时候走回来的呢。她的铺也许弄妥当了。她到屋里时，却只见一个穿黑衣的女同志端坐在那已有的铺上，就着一盏麻油灯整理着一双鞋面，那麻油灯放在两张重叠起来的凳上。
“你是新来的医生，陆萍么？”当她问她的时候，就像一个天天见惯了的人似的那末坦直和自然，随便的投来了一瞥，又去弄她的鞋面去了。还继续的哼着一个不知名的小调。
她一点也没有注意从这新来的陆萍那里是送来了如何的高兴。她只用平淡的节省的字眼在回答她。她好像一个老旅行者，在她的床的对面，多睡一个人或少睡一个人或更换一个人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波动的。她把鞋面翻看了一回之后，便把铺摊开了。却又不睡，只坐在被子里，靠着墙，从新又唱着一个陕北小调。
陆萍又去把那几根柴柱拿来敲敲打打，怎末也安置不好，她只好把铺开在地上，决心熬过这一夜。她又坐在被子里，无所谓的把那个张医生的老婆打量起来了。
她不是很美丽吗，她有一个端正的头型，黑的发不多也不少，五官都很均正，脖项和肩胛也很适衬，也许正是宜于移在画布上去的线条，可是她仿佛没有感情，既不温柔，也不凶暴，既不显得聪明，又不见得愚蠢，她答应她一些话语，也述说过，也反问过她，可是你是无法窥测出她是喜悦呢，还是厌憎。
忽然那看护像被什么针刺了似的，陡的从被子里跳出来了，一直冲了出去。陆萍听见她推开了间壁的老百姓的门，一边说着些什么，带着高兴的走了进去，那曾因她跑走时鼓起一阵大风的被子，有大半拖在地上。
现在又只剩陆萍一个人。被子老裹不严，灯因为没有油只剩一点点凄惨的光。老鼠出来了，先是在对面床底下，后来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她蜷卧在被子里，也不敢脱衣裳，寒冷不容易使人睡着。她不能不想到许多事，仅仅这一下午所碰到的也就够她去消磨这深夜的时候了。她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骂自己，又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这楼阁中睡去，可是窑对面牛棚里的牛，不断的嚼着草根，还常常用蹄子踢着什么。她再张开眼时，房子里已经漆黑，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熄灭，老鼠便更勇敢的迈过她的头。
很久之后，才听到间壁的窑门又开了。医生的老婆便风云叱咤的一路走回来，门大声的响着，碰倒了一张凳子，又踩住了自己的被子，于是她大声的骂：“狗的，操他奶奶的管理员，给这末一滴儿油，一点便黑了，真他妈拉格！”她连串的熟悉的骂那些极其粗鲁的话，她从那些大兵们学的很好，不过即使她这末骂着的时候，也并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憎恨，或是显得猥亵。
陆萍这时一声也不响，她从嘴唇的动弹中，辨别出她适才一定吃过什么很满意的东西了。那看护摸上床之后，头一着枕，便响起很匀称的鼾声。
二
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依照她父亲的理想，才进去了两年，她自己就感到她是不适宜于做一个产科医生。她对于文学书籍更感到兴趣，她有时甚至讨厌一切医生，但仍整整住了4年。八一三的炮火把她投进了战争，她到伤兵医院去服务，耐心的为他们洗换，替他们写信给家里，常常为了一点点的须索奔走。她像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他们。他们也把她当着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依靠着。他们伤好了，她为他们愉快。可是他们走了，有的向她说了声再会，也有来一封道谢的信，可是也就不会再有消息。她便悄悄的拿回那寂寞的感情，再投掷到新来的伤兵身上。这样的流浪生活，几乎消磨了一整年，她受了很多的苦，辗转的跑到了延安，才做了抗大的学生。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什么地方有些改变，她用心的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她很年轻，才20岁，自恃着聪明，她满意这生活，和这生活的道路。她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在抗大又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而这时政治处的主任找她谈话了，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40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而且医务工作应该成为她终身对党的贡献的事业。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够动摇那主任的决心，就是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支部书记也来找她谈话，小组长成天钉着她谈。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要她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又重复回到旧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产婆，或者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己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好只去做一年。而且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基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