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大众化”的形式方面的问题，也是有其两方面的看法：教育大众与学习大众。试以形式问题之一——“语汇”，加以研究，便可明白。“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所以未能“大众化”，除了“句法”之“太文”或“太欧化”而外，尚有一大原因，即未能尽量采用大众口头上的字眼，即“大众语汇”。可是所谓“大众语汇”这个东西，其深度和广度究竟如何呢？意见就不一致了。有人以为“大众语汇”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谁要觉得“大众语汇”不够用，那是因为他的无知或懒于搜集之故；依这一说，则就只有我们向大众学习的份儿，没有我们转而又要“教育”大众的余地。但是这种说法，是把一切社会现象看作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同意。事实上，我们社会中，不但有着，而且时时在产生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这一切新的，都不是已有的“大众语汇”所能表现的，即“大众语汇”有时颇嫌不够。创造新的字眼，是迫切需要了，中国大众文化水准尚低，其不能圆满解决此一客观的要求是显然的。在这里，“大众化”工作者就负有“教育”的任务，而且事实上，如“团结”、“抵抗”、“右倾”、“左倾”、“游击战争”、“坚决”、“动摇”等等字眼，都不是“大众语汇”中所固有的，但现在已竟成为大众口头上的活字眼了。“大众语汇”是在一天一天增加新内容，而这，就表现了“大众化”问题的教育的一方面之可能、必要与成果。

形式方面之又一问题，便是“民间文艺形式”之如何运用。中国的“民间文艺形式”，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仅以类别，至少有数十；如以地区，至少可分七大区。这五光十色的民间文艺，都是千百年大众生活经验、意识情绪之结晶，与大众有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但同时，这一切中间，也缠满了千百年来封建意识的葛藤，也渗透了千百年来长期被压迫而产生的退让保守的心理。而凡此种种，又必然影响到形式。因此，在“大众化”的课题下，形式方面须要我们学习者尚多，而须要我们批判地加以改进的，实在也不少呢！我们要适合于民众的趣味，但是同时要提高民众的趣味；“大众化”的工作，就是要依着这样的原则去进行的。

但是“大众化”一词，也有它一定的范围。首先，所谓“大众”虽居最大多数，然而不就等于“民族”。在一个民族中，除“大众”外，还有次多数的“小众”和文化生活也不能没有关系。其次，“大众化”问题自从提出来以后，所有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主张，都是从“现在”以及“将来”而去究明“过去”之所以（或如何）成为“现在”，因此，在“大众化”问题中，尚缺乏浓厚的历史性。希望“大众化”的圆满而彻底的完成，则更广（民族性）与更深（历史性）的内容，是非常必要的。

最近“中国化”的提出，而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以为就是把“大众化”发展到更高一阶段与更深一层。

“中国化”问题，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毛泽东先生。在《论新阶段》中，他指出：“我们这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他又具体的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包有两方面的：第一是运用辩证的唯物论与历史的唯物论这武器，以求明白我们这大民族数千年历史发展的法则，及其民族特点，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而给以批判的总结；第二是扬弃我们的历史遗产，更进一步而创造中国化的文化。所谓“中国化的文化”，是中国的民族形式的，同时亦是国际主义的。

“中国化”与所谓“中国本位文化”之说不同。“中国本位文化”说，也主张宝贵中国历史的遗产，但是既无批判地加以宝贵，且又牵强附会，以为一切学术思想皆中国所固有，照此发展下去，势必达到排拒外来思想的结论。因此，它实在是“中国为体”的老调子的新装。我们这民族，数千年来，至少已经过两次的大混和与醇化，第一次是先秦，第二次是南北朝；这两个时代，在文化方面，也产生了强烈的交流与醇化。故所谓“中国本位”这东西，事实上是没有的，有者是“中国化”。

无论什么思想，什么主义，倘不经过消化，变为自己的血肉，那就会被当作死板的教条，或万应的符咒，所谓“洋八股”，即从此发生而猖狂。“五四”以来，我们吃这个亏，不能不说是不小了。“中国化”的提出，就是要求大家先能消化，变为自己血肉，然后能从历史的遗产中吸取有用的滋养料，创造崭新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因此，这是一桩艰巨的工作；这是当前急切的任务，然而这不是咬住题目发议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如果咬住题目发议论，那又成为“中国化”的八股文了。

(原载于1940年3月1日，《反帝战线》5卷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