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化、大众化与中国化

首先要说明：这篇短文，并不是展开什么讨论，而是只想做一点“释名”的工作，当然，这里所“释”的，也不过是作者个人的所见，既不是代表了大家（研究过这些问题的人们）的意见，更说不上是什么标准的定名。

我为什么想借本刊的篇幅来解释这三个名词呢？理由简单得很。第一，因为前两个名词（通俗化与大众化）本来就是一个议论纷纭，而且多少被“缠夹”的老问题；第二，因为听说“口里”近来对于后一名词，讨论得颇为热闹，我虽未得拜读那些议论，但“见猎心喜”，也就不怕献丑了。

现在就依次说出我的意见罢。

所谓“通俗化”，其实也是一个老“新名词”。此亦有说。“通”字和“俗”字连用，似乎“不见经传”，前人谓白香山的诗篇“老妪解诵”，便是“通俗”二字的注脚。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末，“通”与“俗”连用，而且正式成为一名词，大概是在甲午战争前后，即劳乃宣提倡简字而且出现了所谓“通俗教育馆”的时候。那时主张“通俗”的人们自然是“雅”的大人先生们；那时的大人先生们认为中国之弱，由于“民愚”，而民之所以“愚”，则由于“圣经贤传”乃至“朝廷政令”都非“雅”者不能诵，因此要把“雅”的，翻译为“俗”的，使妇孺能晓，然后民可不“愚”。据此，则彼时所谓“通俗”，就是“使俗人能懂”之意，也就只是限于形式的问题；申言之，彼时所谓“通俗”云者，不过以老百姓比较易懂的语文为形式而已，至其内容，绝然不外大人先生们专有的一套“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但是，正因为“通俗”是一个形式问题，而在此形式之后装进什么内容去，则为又一问题，所以自从清季以至抗战前夕，四十多年间，各种不同内容的“通俗”运动，时时而作，一提起“通俗”来，普遍总觉得还是一件应该的事情。然则“通俗”本身是可以容许的，问题只在所欲“通于俗”者，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这是内容方面的事。这就到了另一问题。既然到了内容方面，便非“通俗”一词所能范围，因为“通俗”云者，无论就其起源，就其沿革及其实际的应用而言，始终是限于形式方面的一个问题。

其次，“通俗”云者，既是限于形式方面的一个问题，则其所谓“俗”，便有“民间人人熟习的形式”之意，而且必须是这个意义。因而所谓“通俗化”者，便有“应用民间熟习的形式而使之普遍”的意义。至于怎样“应用”，或进一步而怎样“运用”，便是“通俗化”题目的实践问题。

上文说过，问题到了内容时便不是“通俗化”一词所能范围；可是事实上，凡属文化范畴的任何运动，到了一定的阶段时，形式问题与内容问题无法截然分离；由内容出发者，固然非到了创造出合乎内容的形式不止，而由形式出发者，亦势必牵连到内容问题。“通俗化”也不会是例外的。于是，一个能够包举内容与形式的新名词，便成为必要的。这就是“大众化”。

这问题的正式提出而且开始成为一种运动，大概是在“一·二八”时期。当时议论的要点，在内容方面和在形式方面都以“既不脱离大众，又不做大众的尾巴”为原则，而提出了不少具体的问题。因为最大原则在于“既不脱离大众，而又不做大众的尾巴”，所以一篇作品单有了前进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还是嫌不够，更必须充溢着大众的生活色彩及意识情绪；于是“大众化”工作便有了“教育大众”与“向大众学习”这两方面。前进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大众所缺乏，而须我们教给他们；但大众的生活色彩及其意识情绪，乃是我们所生疏，而须向大众学习的。两者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互相依存而发展；必须经由此途，然后“大众化”问题可得合理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