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爬石像”

雕刻家造了一尊大理石的女像，陈列在展览会中，人们见了，都说道：“美啊！维娜斯到了人世!”

不论男女老少，“雅人”或“俗人”，远远地望见了这大理石的女像，就会被它吸引，站在它面前，欣赏赞美，舍不得走。他们忘记了这是一块没有灵性的顽石，也忘记了它是一件艺术品，他们只觉得天地间如果有所谓“美”，那么，这便是。

然而同时有两只蚂蚁从这女像的身上爬过，它们的感想却和人们大异。蚂蚁们只觉得自己是在爬石头。光滑滑，冷冰冰的石头。人们赞叹那女像胸前的曲线美有温和软柔之感，蚂蚁们却只觉得这里忽然高起，爬时更加费力而已。在蚂蚁的眼中，只是高低不平的石路而已，全无所谓“美”。

自然，人是人，蚂蚁是蚂蚁；可是我们也不能太冤枉了蚂蚁。假使我们人变得蚂蚁那么小，我们也要觉得这美丽的女像只是一座重重的石山了。我们人，看见石像的全体，而蚂蚁只能看见石像的部分，这是我们人和蚂蚁不同的地方。由此也就产生了各异的经验。能见全体的，就感得这是“美”，只见了部分的，就以为这是平常的石头，亦惟能见全体者为能认识客观的真实。

我们人在社会中生活，我们人是渺小的，而社会是庞大复杂的；倘使我们也像蚂蚁似的只看见了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遽下断语，那我们也就成了爬石像的可怜的蚂蚁。

现在不是全世界闹着所谓“不景气”么；但是也有部分的工业很“景气”，例如军事工业。现在不是大家说中国工业衰落么？但也有几项工业是例外，例如烟草工业还能赚钱，据说华成烟草公司股票涨上三倍。要是我们只看见军事工业的“景气”，只见中国烟草公司的发达，而遂谓世界已经转为“景气”，中国工业正在勃兴，——那我们就犯了“蚂蚁的错误”了；只见部分，不见全体。

文艺作品是要反映“真实的人生的”。然而一篇文艺作品只能把片段的人生描写了进去。这片段的“人生”或者代表了“全体”，那就是社会生活全体的缩影；这样的作品就可说是“真实人生”的反映。或者只是代表了“部分”，譬如以烟草公司的发达为题材写一部小说，这当然是社会上一件“实事”，然而可惜这只是“部分”的现象，不能视为工业界全般的状况，从这小说里，读者不能认识全般的社会现象，这样的作品因而也就不合于“客观的真实”，不是真实人生的反映。但假使一位作者以烟草工业的发达为“经”，而以一般工业的衰落为“纬”，交织出现代中国产业界畸形的啼笑史，那我们的观感就不同了，我们要说这是真实人生的反映了。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是看见了“全体”的。因为他所写的主要题材即使只是部分的现象，然而他说明了全体。

莫泊桑借《一生》中女主人公的嘴巴说：“人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好，也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坏。”《一生》的女主人公在尝遍生活的甜酸苦辣以后，悟得了这样的“人生哲理”。也就是作者莫泊桑在某一时间对于人生的认识。这位悲观的大作家通常是只看见人生的“丑恶面”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虽已承认人生尚有“光明面”的存在，可是他还没有见过。他对于人生的将来，没有信仰。

悲观的大作家还有一个契诃夫。剧本《三姊妹》和《万尼亚舅父》也是“灰色人生”的写照，契诃夫借女主角玛莎的嘴巴喊道：“他们走了，永不回来，我们必须从头再做人哟！”和莫泊桑有点不同，契诃夫信仰人生的将来，不过他把这“希望”放在辽远的将来。有人将契诃夫的作品比喻作冬天早晨的冷雾；是凄惨的，凛冽的，灰色的，然而却又教人想到跟着在后面来的却是融融的太阳。这个批评，也许是过分的回护，但是契诃夫的“不肯绝望”却在他的作品中时时看得出来。

安德列夫可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说契诃夫的“希望”不过是空虚的自慰，而且他这自慰之所以空虚微弱就因为他未尝看见人生的全面，那么，安德列夫是连那样“辽远的希望”都不愿意有，连看一看人生全面的意思都不肯有的！契诃夫在人生中看见了灰色的丑恶的一面，他描写这些灰色的，丑恶的，然而他竭力想暗示读者道：“朋友，这是现在，至于将来，那总该不同了罢?”安德列夫则不然。他描写了丑恶的，甚至于狰狞的，他用了确信的态度狞笑着说：“人啊！这就是生活！现在如此，将来也许还要坏!”他的《人之一生》就“说明”了人生终究是虚空，人的一切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在剧本《到星中》，他甚至于宣传了“宇宙的虚无主义”了。有人说看了安德列夫的作品就好比揭开了地窖子的门，只觉得冷气直冲，——这话，不是冤枉他的。

旧俄的作家中还有一位蒲雷苏夫，也是所谓“恐怖的描写者”。他的小说《南极共和国》，“神经衰弱者读了，是会发狂的”。这是一篇“想象”小说，略谓南极地方有一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共和国，一向是“繁荣”到极点；忽然这国家的“神经中枢”——京城，发生了一种怪病，“矛盾病”，于是恐怖袭来，维持秩序的警察见了人就杀，幼稚园的保姆扼死了小孩，铁路工人把列车互冲，……这“矛盾病”很快地传染开来，于是“文明”立时毁灭。自然，蒲雷苏夫是要借这小说来“预言”资本主义的命运的，可是他只看见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而不见资本主义老壳里爆发出来的新势力，所以他的“预言”只成为怪诞的谰言。

从莫泊桑到蒲雷苏夫，他们四位作家对于人生的看法并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对于人生的经验只是蚂蚁爬石像似的经验。他们没有看见人生的“全面”。而他们的时代又是所谓黑暗混乱的“世纪末”，他们所见的多属丑恶，他们误以为这是“全体”了。

人生中无论某一时期，大抵是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执一点而哗然争辩，或以为全明，或以为全暗，从而无条件地乐观或悲观，都未免是爬石像的蚂蚁的见识。

但是像莫泊桑那样的调和论——“人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好，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般坏”，即使会引出“光明与黑暗永久交织着”的结论，那也要陷于迷惘的。所以莫泊桑终至于自杀！

现在，光明与黑暗的交错，也许比什么时代都明显些罢？倘使一个人不犯“蚂蚁爬石像”的错误感觉，总不至于无端悲观。但这自然是说的那些向光明的人。至于那些制造黑暗的人们虽然他们硬挺着想“乐观”而现实的鞭子却一步一步在逼他们不得不“悲观”。这自然是另一问题了。

(原载《上海法学院季刊》创刊号，一九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