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对大清王朝的忠诚，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那么什么是中国政教呢？在我看来，中国的政教就是君子之教。这种君子之教的大法称之为廉耻和责任大法——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名分大义。——忠诚之教。此种忠诚之教何以称之为大法呢？（且待我慢慢道来）。我说过，贪污是不名誉的、无耻的，它意味着失信。一个家中的“仆人”贪污，或一个掮客漫天索价，乃至一个警察受贿，相对说来还只是一个小失信；如若一个君子对他的君王不忠，就好比在欧洲一个官员违背了他的誓约一样，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大失信——实际上是信义与廉耻丧尽。因此之故，我说忠诚之教称之为“大义”——名誉（廉耻）大法。换言之，这种忠诚之教之所以称之为大法，是因为，正是基于这一大法——这种廉耻大规范，中国的普通人，甚至商人和一般苦力也具有高度的名誉感。从而使得外国人赞叹说：“中国人的话就像契约一样可靠”。事实上，正如我在上篇文章中将“孝”称之为中国社会之爱的根源一样，这一大法，这种忠诚之教在中国，是廉耻之本，用罗斯金的话来说，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简而言之，中国的政教，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在于这两个汉字：“忠”和“孝”。更确切地说，这一大法是宪法，是国家的道德宪法，我曾把它称之为中国的良民宗教。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说我对大清之忠，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

也是因为这一缘故，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袁世凯不可饶恕的大罪，就是对这一大法——中国忠诚之教的破坏。如今，这一大法、这种名分已经被毁坏了，无怪乎中国上至督军、北京的督军和大僚，下自上海人家中的仆人、伙夫和苦力们，人人都兴高采烈地操使着“贪污”（to squeeze）这一动词，——“我能贪污，你能贪污，他能贪污；我们能贪污，你们能贪污，他们能贪污！”

发狂而愚蠢的共和佬现在奢谈什么法律和宪法。但没有君子法，没有廉耻感，你怎么能相信那些人能够忠实于宪法呢？正如我对唐绍仪所说的：“你们破坏了道德宪法，破坏了一个君子至高无上的名誉——对大清皇帝之忠，他赐给了你顶戴花翎，你却不为之奉献自己的学识和一切——谁还相信你会忠实于那些秽纸的宪法呢？”尽管辜鸿铭生前多次公开骂唐绍仪，辜死后，唐氏却认为辜氏有功于国，应予国葬。简而言之，法律和宪法，只能对那些具有耻廉标准并对之坚贞不渝的君子发挥作用，也只有那些君子，才能使法律和宪法付诸实施。

在此，我想讲一件事，以说明目前中国的总统在消除贪污腐化方面何以如此无能。日俄战争期间，已故的张之洞阁下正在南京的两江总督任上可能辜鸿铭记忆有误。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是在1902年11月，时间很短就折回湖广总督原任。日俄战争时期两江总督是端方。期间，张之洞是否有过短暂署理，史书无记载。一个德国洋行老板带着他的买办，来拜访我的老朋友梁敦彦先生，他们起身告辞时，那个买办把梁先生拉到一边，塞给他一张一千元的支票，并称之为见面礼（a look-see-face cumshaw）。对此，梁先生擦怂一巴掌。我在上海听说了此事。在那里，这件事被外国人捅了出去并被当成大笑话谈论着。我回到南京问梁先生这是否属实，并告诉他在上海，人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他妈的傻瓜蛋。他说：“是的，老辜，我们是他妈的穷光蛋，但如果我拿了那钱，那么当我想对那些外国人说：‘他妈的，你们这些混帐东西’时，当我想以这种话来吓唬他们时，就会‘不响’不灵了。”——因此，中国总统反对贪污腐化如此无能的原因，正在于他自身破坏了忠诚大法，那种中国的道德宪法。他不可能有勇气去对他那些公然贪污腐化的同伴说：“他妈的，你们这些混帐东西!”即便说了，也恰如我的朋友梁先生所言，他以这种语相吓唬是“不响”不灵、无济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