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读过我这本小册子中上一篇文章实际上是下一篇，可能是编者将辜鸿铭自己编排的顺序前后调换了一下。的外国人对我说：“目前，腐败正瓦解着中国政府，你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去为贪污腐化辩解呢？”在回答他时，我说：“我从来没有为贪污辩解过。”“可是”，他说：“你说过，贪污并非不道德。”我答道：“是的。我是说过贪污并非不道德。但你必须弄懂我说这话的真正含义。”道德并不意味着要人们去做像某个在中国政府机关供职的外国人那样的伪君子（prig），他拿着巨额高薪，却傲慢地声言是在为中国尽责。当有人问他何以不让他的孩子学汉语时，他则回答说：“我对中国人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个个都贪污。一旦我挣够钞票能回家舒服地过日子，我就立马离开中国。”在我看来，不道德就是不人道的、没有人性的，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不仁”。现在，一个自私的外国伪君子以为他没有贪污，所以便非常“道德”。他从未听基督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你应该做的，而不能留给别人去做”，因而也就缺乏那种“上帝赐予的人类情感”，那种感恩之情、同情之心和仁爱之念。然而贪污，它意味着失信，好比一个法官或警察受贿，尽管不能称之为不道德，却是不名誉的丧失了廉耻的(dishonourable) 。“那么”，我的朋友问：“在不道德和不名誉（无耻）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回答说：区别在于，当一个人不道德时，中文称作“不仁”，他们是不人道的（inhuman），丧失了人性——变成了罗斯金所说的鼠豕；而另一方面，当一个人不名誉和无耻之时，中文称之为“不义”，他虽然是一个人，却不是一个君子。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中国人将廉耻之义称之为“君子之道”。

孟子说：世上之人有必要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小人劳力，君子劳心，“无小人无以养，无君子无以治。”现在在俄国，饮香槟的君子使得小人——那贫苦的农民们（mujiks）成为了鼠豕，因此他们现在在俄国“无以养”（没有东西吃)。而在中国，那些带来“新学”的“Democrazy”（民主狂）辜鸿铭玩拆字把戏，将“Democracy”(民主)拆成两半，并将“Cracy”写成“Crazy”，“Crazy”是疯狂、愚蠢之意，“Demo”则是“民主主义者”之意。则毁掉了君子，因此在现在的中国，我们是“无以治”（缺乏真正的治理）。

外国人和外国报纸大肆攻击目前这个共和国臭名昭著的贪污腐化。现任司法总长就刚刚被曝光。可是，外国人知道谁该对中国这种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现在已威胁到政府存亡的猖獗的贪污腐化负责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在此引用一段我在《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的再版引论指再版此书时辜氏自己加进的一篇题为“雅各宾中国”的文章。中所说过的话。在（辛亥）革命之初，我引录一个法国作家的话说：“一切文明和统治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是民众普遍具有廉耻感和在公共事务中秉义而行。”我预言共和国在中国必将失败。何以见得呢？我说：“因为共和国在中国要想成功，那个成为政府最高首脑的人必须拥有卓越的品格，能够触发全民族的想象并博得他们的尊敬。但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不仅表明他尚不具备一般人的廉耻感和责任感，甚且连小偷与赌徒的品格也不如。记得袁世凯受命捍卫大清之时，他奉令出了山。可他却不是像一个有廉耻的人那样去恪尽职守，而是首先恭顺地屈从于革命党，然后百般狡计、费尽心机地破坏其军队对朝廷的忠心，拥兵自重，逼迫皇帝退位，最终得以成为共和国的总统。一个具有起码常识的人，怎么能够接受这种行为所得来的名分呢？”

“外国人欣赏袁世凯，认为他是一个挽救了中国时局而又避免了流血的政治家。殊不知他只不过为了眼前一时推迟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将可怕的混乱和更大的流血留给了未来。的确，如果我上述说明不错，那么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比人类流血还要更坏万分——他不仅破坏了中华民族的廉耻和责任感（名分观念），而且破坏了中国政教和中华民族的文明。”

“我的许多外国朋友笑话我，说我对大清王朝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益承恩的王室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华民族文明理想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