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t,absonderlich Europa`s,das mündig geworden ist.

——海涅《旅游印象》

毫无疑问，对于许多人来说，所谓的远东问题无非是指中华帝国的最近前景。但人们只要对此稍为认真地加以思考，就不能不注意到问题并未就此完结。因为在贸易和金融的纯经济问题，以及因国际物质利益纠纷而引起的和平与战争的政治问题上，远东问题里还涉及到一个道德的问题，一个比中华帝国的政治前途更为严峻亦或更为现实的大难题。

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法兰西的克勒芒（Clermont）举行的第二次宗教会议上，教皇（乌尔班二世乌尔班二世(Urban Ⅱ，约1042—1099)：罗马教皇(1088—1099在位)。为扩张教权，与德皇亨利四世、法王腓力一世相争。1088—1089年企图使东罗马帝国的教会听命于教皇，无结果。1095年召开克勒芒会议，煽动第一次十字军东侵。）亲自向广大民众发表过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人们那被抑压的情感骤然爆发，同时听众中升起‘Deus Vult’（上帝之意）的呐喊。”而今在我们看来，那些民众的感情似乎很难叫人理解。确实，当我们今天以本世纪眼光去看待他们当时所施行的愚蠢的、宗教的和狭隘的政治计划时，十字军东征对于那些一心想去践踏东方民族的欧洲人，显然是场劳命伤财、昏愦糊涂的事业。然而，当我们去研究欧洲民族的理性与道德发展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认，那十字军东征尽管是一场出于自愿和头脑昏愦的狂热与贪婪的远征，但其对于人类种族文明的完善无疑仍具有严肃的道德动机和道德作用。在那一行动上，看起来顽固贪婪，但确实含有“上帝之意”。因为我们知道，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最后结果，首先便意味着打碎当时欧洲的拘谨古板的寺院文明。十字军东征之后，在欧洲赢来了马丁·路德及其新教改革。所以基佐基佐(Guizot，1787—1874)：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和总理。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被迫去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试图以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著有《英国革命史》、《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等。这里提到的《文明史》，应指《欧洲文明史》一书。先生在他的《文明史》一书中指出：“十字军东征的最终结果，是通向人类精神解放的一步迈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欧洲各民族目前在远东的行径，这在德国被叫做“Kolonial Politik”(殖民政策)——谁都不怀疑这十九世纪的现代远征，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大体不过是一场贪求物质利益并着眼于贸易目的的自私行动，但其对于人类种族文明的完善，也还是有一个道德的动机和道德作用的。当德国皇帝在基尔（Kiel）庄严宣告“上帝之意”寄于现代远征的时候，那种场面和他那陌生的中世纪语言，使人非常奇妙地想起1095年在法国克勒芒的情景。谁知道这场称之为“殖民政策”的现代远征之最后结果，不会像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的基督教一样，即使不完全改变现代欧洲文明与社会结构，也会使其最终得以修正呢？正是这一思想，而不是什么黄种人将来可能入侵的观念，激起了这位显然是中世纪欧洲最后的一位皇帝，去绘制了他那幅“黄祸”（the Yellow Peril）的著名图画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幅《黄祸图》。他画的是一幅草图，后来再由一位德国名画家加工而成。图中的意思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白人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来自他们的入侵。辜鸿铭对“黄祸论”的驳斥，是近代中国人中最早的。不过确实，对于任何不辞辛苦去研究远东民族的道德文化和社会秩序的人来说，黄种文明本身如何会对欧洲人构成一种潜在威胁实在让人不可思议。欧洲人，尤其是那些讲求实惠的英国人，他们习惯把现代政治经济学家所说的“生活水平”看作是衡量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或文明的标准，在他们眼里，中国和东方民族的实际生活无疑是十分低劣和难如人意的。然而，生活水平本身却并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尺。在今天的美国，生活水平比在德国要高得多。可尽管一个美国百万富翁的儿子会认为某所德国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简单和相对低下，因此要怀疑教育在该大学的价值，但我相信，没有一个有教养的人在游历了这两个国家之后，会承认德国人不如美国人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