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常被用来批评中国文学的离奇的评论，是认为它极端不道德，这实际上等于指责中国人不道德，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外国人也都乐于认为中国人是一个爱说谎的民族！事实却绝非如此。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平庸的翻译小说外，从前研究中国的外国人的译作，是把儒家经典排除在外的。在这些经典作品中，除了道德之外，当然还有其他东西。出于对巴尔福先生的尊重，我们认为这些书中所包含的“绝妙理论”，绝非像他所评论的那样是“功利的和饶舌的”。在此，我们只举两句话来请教巴尔福先生，如果他真的以为中国经典所包含的“妙论”是“功利的和世俗的”，那么下面两句话又该做如何解释？孔子在回答一个大臣的问话时曾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又，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我们认为将话题扯开，以抗议巴尔福先生的评论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看来，像“上古的奴隶”，“诡辩的老手”这种尖刻的词，在中国从不被用于评论一部哲学著作，更不必说用于批评那最古老的圣哲了。巴尔福先生可能是被对“南华”先知的那种钦佩引入了歧途。他渴望强调道家优于正统学派，所以在措辞上误入了迷津。我们相信，他那厚颜无耻的评论是必须受到谴责的。

言归正传。我们说过，中国文学必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另外，我们注意到欧洲人习惯于仅从以孔子名义合成的那些作品，来构筑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评价。事实上，中国人的文学活动在孔子时代还只是刚刚起步，此后又历经了十八个王朝二千多年的发展。孔子时代的人对文学形式的理解，还非常不完善。

在此，让我们来谈一谈文学作品研究中应予注意的重要一点，这一点在迄今为止的汉学研究中完全被忽视了，那就是文学作品的形式。诗人华兹华斯说：“要相信，内容固然重要，但内容总是以文体的形式而出现。”的确，就文学形式而论，以孔子名义合成的那些早期作品，并未自诩为已达到完美的程度。它们被视作经典或权威作品，主要不是因其文体的优美或文学形式的完善，而是以它们所蕴含的内容的价值为准绳的。宋朝人苏东坡的父亲曾评论说，散文体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孟子的对话体。不过，中国文学作品，散文也好，诗歌也好，日后都发展成多种多样的文体和风格。比如西汉的文章不同于宋代的随笔，后者在文体上与培根散文更为相似，而不同于艾迪生或哥尔斯密的散文。六朝诗疯狂的夸张和粗糙的用词不同于唐诗的纯净、生动活泼与色彩鲜明，就如同济慈早期诗作的冗漫和不成熟，不同于丁尼生诗的刚健、清晰和色彩适中一样。

因此，正如我们所显示的，一个研究者只有用所研究民族最基本的原则和概念武装起来之后，才能把研究目标对准该民族的社会关系；然后再看这些原则是如何被运用和推行的。但是，一个民族的社会制度、礼仪风俗并非像蘑菇一样在一个晚上就能生长起来，而是历经了漫长的岁月，因此，研究该民族的历史是必要的。现在，欧洲学者对于中国人民的历史迄今为止几近无知。包格先生最近出版的所谓《中国历史》，可能是像中国这样的文明人能够被写成的最糟的历史。这样一种历史，如果写的是像南非的霍屯督那样的野蛮人，可能还能够被容忍。这种样子的中国历史书能够出版，只能表明欧洲人的中国知识还多么不完善。而不懂得中国历史知识，便无法对他们的社会制度作出正确的评价。像卫三畏博士的《中国总论》和其它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就缺乏这种历史知识，它们不仅无益于学者，甚且会给一般读者以错误的引导。以民族的社会礼仪为例。中国人无疑是讲究礼仪的民族，他们将此归功于孔教的影响也是事实。现在，巴尔福先生可以尽情地谈论中国人礼仪生活中的琐碎细节，然而，即便是“外在礼节中的打恭作揖”，也正如翟理斯先生所称的那样深深根植于普遍的人性，即我们定义为美感的人性方面。孔子的一个弟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在经书某处又说：“礼者，敬也。”现在我们看到，对一个民族的礼仪风俗的评价，应当建立在对该民族人民道德原则的知识之上是多么明显。不仅如此，对一个国家政府和政治制度的研究，那种我们认为应当置于一切研究最后阶段的工作——也必须建立在对他们的哲学原理和历史知识的理解之上。

末了，我们将从《大学》或者如外国人所称的“老生常谈经”中，引一段文字来结束全文。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就是本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这篇关于中国学的文章，写作和发表在1884年上海的《字林西报》上——确实是30年以前。）此文实际上于1883年10月31日和11月7日分两次载于《字林西报》上，辜鸿铭记忆略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