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沿着豆秆攀登到了一个奇异的境地，在那里，普通而熟悉的东西，变成了新奇的东西。于是，在这样表现出来的宇宙过程的探索中，人的最高智慧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利用；巨人们听命于我们的使唤；思辨哲学家的感情都被那些值得永恒不朽的美所吸引。

宇宙过程，像机械结构那样完整，像一件艺术品那样美好，然而，却还有另外的一面的表现。当宇宙创造力作用于有感觉的东西时，在其各种表现中间就出现了我们称之为痛苦或者忧愁的东西。这种进化中的有害产物，在数量和强度上都随着动物机体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而到人类，则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而且，这一顶峰在仅仅作为动物的人中，并没有达到；在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人中，也没有达到；而只是在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成员的人中才达到了。这是他努力按照这样一种方式生活的必然结果，即在那些对于充分发展他那最高贵的才能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下生活的必然结果。

人这种动物，事实上在有感觉的东西的世界里，已经进展到了领导地位，并且由于他在生存斗争中的胜利而变成了超等动物。当环境条件处于某一种状态时，人在宇宙斗争中能够使自己的身体结构比他的竞争者的结构更好地去适应这些条件。就人类而论，他已表现出构成生存斗争的本质的“自行其是”、那种不择手段地攫取一切所能抓到的东西和顽强地把持着一切所能保持的东西等特性。在整个未开化时期，人主要靠着他与猿、虎共有的那些特性，靠着人的特殊的体质结构，靠着他的灵巧、他的社会性、他的好奇心和他的模仿力，以及靠着在受到对方激怒而引起的粗暴、凶猛的破坏作用，才取得有成效的进展。

然而人类愈是从无政府状态进到有社会组织，文明的价值愈是增高，这些根深蒂固的有用的特质就成了缺陷。文明人也会仿效那些获得成功的人的样子，踢倒他自己借以爬上去的梯子。他非常满意地看到“猿与虎死去”。但是它们并没有给他带来方便；他那火热的青春时代的这些亲密伙伴对安排好的文明生活进行的这种不受欢迎的入侵，在宇宙过程必然给单纯动物带来的痛苦和悲哀之外，增添了无数无法估量的痛苦与悲哀。事实上，文明人对所有这些猿与虎的本能冲动加上罪恶之名，把它们所从事的许多活动都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处，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还竭尽全力用斧头和绳索把那些先前时代的最适者置于死地。

我已经说过，文明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这种说法也许太笼统，我最好说，遵循伦理原则的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伦理这门科学宣称能为我们提供理性的生活准则，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和为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不管在专家中可能存在何种意见分歧，总的一致的意见是猿与虎的生存斗争方法与健全的伦理原则是不可调和的。

故事中的主人公又从豆秆上爬了下来，回到了普通世界里。这里，生活与工作都同样艰苦；这里，丑恶的竞争者比美丽的公主要常见得多；这里，与私心搏斗的持久战，比与巨人交锋取胜的把握要小得多。我们已干过类似的事。几千年前，我们的成千上万的同类在我们之前已经遇到同样的可怕难题。他们也已经懂得宇宙过程就是进化，其间充满了神奇、美妙，同时也充满了痛苦。他们试图发现这些重大事实在伦理学上的意义，找出是否有关于宇宙行径的道德制裁。

以进化论观念占主要地位的宇宙理论，在公元前至少已存在了六个世纪。在第五世纪时，有关这种理论的某些知识，从远在恒河河谷和爱琴海亚洲沿岸的发源地，传到我们这里。对于印度斯坦的早期哲学家，和对于希腊的爱奥尼亚哲学家一样，现象世界的突出特征就是它的变化多端；万物的无休止的流动，从产生到可以看见的存在，然后到不存在，在那里，没有开始的征象，也无结束的前景。对现代哲学的某些古代先驱者也一样地明白，痛苦是一切有感觉的东西的标记；这不是偶然的伴随物，而是宇宙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顽强的希腊人在这“斗争是父、是王”（“斗争至上”的意思——译注）的世界里可能曾找到了强烈的欢乐；但古老的亚利安精神则已为印度贤人的寂静主义所征用；那笼罩着人类的痛苦之雾，遮蔽了他的一切视线，使他看不到其他一切；对他说来，生命就是痛苦，而痛苦也就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