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这是桩不错的买卖：不过别急，等我把故事讲完。我们——比尔·德里斯科尔和我——南下来到阿拉巴马州的时候，脑子里不知怎么的就突然冒出了绑架的念头。就像比尔后来说的那样，那会儿可真是“中了邪了”；可我们当时压根儿就没察觉到。

那儿有一个小镇，地势平坦得就像薄煎饼一样，当然啦，它的名字叫做顶峰镇。小镇里住的多半都是些农民，他们就像围着五朔节花柱五朔节花柱：饰有花和彩带的柱子，五朔节时人们会手持飘带围着此柱舞蹈庆祝。跳舞的人们一样快活满足。

比尔和我的资金凑起来也只有六百多美元，要想在伊利诺斯州西部做成一笔骗人的地产买卖，还得想办法再弄个两千美元。我们坐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计划了一番。我们觉得，在半乡村化的地方，农民们对孩子的爱总是来得更强烈些；所以嘛，再加上其他的原因，在这里实施绑架计划更容易得手，而在那些报纸满天飞的地方，这样的事准会被那些便衣记者搅得沸沸扬扬。我们知道顶峰镇顶多派几个警察，没准还有几条懒洋洋的警犬，要不就是在《农民预算周报》上臭骂我们一两顿，总之他们拿我们没办法。这样看来，这主意的确不错。

我们盯上了镇上有头有脸的埃比尼泽·多塞特的独生子。这位父亲很有些名望，只是小气得很，是个抵押迷，可一碰上募捐，要不就扔些假钞，要不就干脆拒绝。男孩有十来岁，脸上尽是些浅浮雕似的雀斑，头发的颜色就跟你搭火车时在报摊上买的杂志封面的颜色一模一样。比尔和我估摸着，埃比尼泽准会乖乖地交出两千美元的赎金，一个子儿也不少。不过别急，等我把故事讲完。

离顶峰镇大约两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山上覆盖着一片浓密的雪松林。山背后有一个洞，我们把食物和其他用品就藏在那儿。

一天傍晚，我们驾着一辆马车经过老多塞特家门口。那个男孩正站在街上，朝对面篱笆上的一只小猫扔石头。

“嘿，小子！”比尔说，“想不想要一袋糖，再坐车兜兜风？”

男孩扔了一块砖头片，正好打中了比尔的眼睛。

“这下可得让老家伙再掏上个五百美元。”比尔说着，从车上爬了下来。

男孩和我们打了起来，那架势活像一头次中量级的棕熊；可最后我们还是在车下制服了他，驾着车跑了。我们把他带到那个洞里，我把马拴在雪松林里。天黑之后，我驾着马车赶去三英里外的小村子，还掉租来的马车，然后步行回到山上。

比尔正在朝脸上被抓伤和打肿的地方贴膏药。洞口的一块大石头后面燃着一堆火，男孩看着一壶煮开了的咖啡，一头红发上插着两根秃鹰的尾羽。当我靠近的时候，他用一根树枝指着我说：

“哈！该死的白种佬，你竟敢踏进草原魔头红酋长的营地？”

“他现在可老实了，”比尔说着，卷起裤腿瞧了瞧小腿上的伤痕，“我们在演印第安人来着，水牛比尔水牛比尔：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的绰号，1846-1917年他是美国边境侦察员和主持人，1883年后用“疯狂的西方节目”周游美国和欧洲。的节目也成了市政厅里放的巴勒斯坦风光的幻灯片，简直没法跟我们的比。我是老猎人汉克，红酋长的俘虏，天一亮就要给剥掉头皮。天哪！那小子踢人还真厉害。”

是的，先生，这孩子好像从来都没这么快活过。在山洞里露营的乐趣让他忘了自己才是个俘虏。不久他也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蛇眼，是个间谍，而且还宣布，等他的印第安战士打完仗回来，就要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把我绑在木桩上烧死。

后来我们吃了晚饭；他嘴里塞满了熏猪肉、面包和肉汁，开始说话。他在晚饭席间的发言大概是这样的：

“这样可真过瘾。我以前从没露营过；可我有过一只小负鼠；我已经过了九岁的生日了。我讨厌去上学。吉米·塔尔博特的婶婶家的花斑鸡下的蛋给耗子吃掉了十六个。这些林子里有真正的印第安人吗？我还想要些肉汁。是树动了才会起风吗？我们家有五只小狗。你的鼻子怎么这么红，汉克？我爸爸有很多钱。星星是热的吗？星期六我揍了埃德·沃克两次。我不喜欢女孩。不用绳子你就捉不到蛤蟆。牛会叫吗？橘子为什么是圆的？这个洞里有床可以睡觉吗？埃莫斯·默里长了六个脚指头。鹦鹉会说话，可猴子和鱼就不会。几乘以几等于十二？”

过不了几分钟，他就会想起自己是个红皮肤印第安人，于是端起他的树枝来复枪，踮着脚悄悄走到洞口，伸长了脖子四处张望，看有没有可恨的白人侦察员。他不时地还会大叫一声，就像是要准备战斗，吓得老猎人汉克直打哆嗦。打一开始，那孩子就把比尔给吓怕了。

“红酋长，”我对那小子说，“你想回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