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让你们觉得厌烦的风险，在开始讲述这个搀杂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来聊聊几何学的问题。

大自然总是做着圆周运动；而艺术却总是做直线运动。自然的事物是圆形的；而人造的事物却是由无数个棱角构成的。在雪地里迷了路的人总会不知不觉地兜着圈子，徘徊不前；而城里人们的脚却因为有棱有角的街道和地板而迷失了本性，使他们远离了自己。

孩子的圆眼睛代表着天真无邪；卖弄风情时眯成一条缝的眼睛则表明艺术的入侵。抿得扁平的嘴巴肯定透露着狡猾；有谁没有在噘起来等待着率真的一吻的嘴唇上读过大自然最优美的抒情诗？

美是自然最完美的状态；圆形则是它最重要的属性。看看天上的满月，迷人的金球，堂皇的庙宇的圆屋顶，越桔馅饼，结婚戒指，马戏场，召唤侍者的铃，还有喝酒时的“一轮”。

另一方面，直线还表明对自然的背离。想象一下，要是把维纳斯的腰带换成“笔直的前襟”会怎么样！

当我们开始沿着直线行走，绕着直角拐弯，我们的本性也随之开始变化。结果往往是自然努力遵守着艺术更为苛刻的规则，因为和艺术相比，自然的适应性更强。最终产生的常常是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说：获奖的菊花，甲醇威士忌，拥护共和党的密苏里州，烧烤花椰菜和纽约人。

在大城市里，本性失去得最快。原因在于几何学，而不在于道德。街道和建筑物的直线条，法律和社会习俗的棱角，中规中矩的人行道，一切生活方式严厉、冷峻、压抑、毫不妥协的规则——即便是在娱乐和运动方面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对大自然里的曲线表现出冷淡的嘲笑。

因此，或许可以说正是大城市证实了化圆为方的问题。或许还可以补充说，这个数学式的开头引出了关于肯塔基州一对世仇命运的故事，他们进入城市，而城市则习惯于让那些输入品遵循它的角度。

世仇是在坎伯兰山脉的福维尔家族和哈克尼斯家族间结下的。家族仇杀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比尔·哈克尼斯的猎狗。面临这样惨痛的损失，哈克尼斯家族马上干掉了福维尔家族的首领。福维尔家族也迅速做出了反击。他们在松鼠步枪上抹了油，让比尔·哈克尼斯跟随着他的猎狗一起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不用斧子，树就能倒下来，猎物也就轻而易举地到手了。

四十年来，两个家族的恩怨越结越深。哈克尼斯家的人一个个被枪杀，有死在犁边的，有死在点着灯的小屋窗下的，有死在从野外集会回来的路上的，有死在睡梦中的，有死在决斗中的，有死得清醒的和糊涂的，有单独死去的和同家人死在一块的，有做好准备的和毫无防备的。同样地，在当地的传统所规定和认可的条件下，福维尔家族大树上的枝条也被一根根地砍了下来。

渐渐地，经过这样的修剪，两个家族都只剩下惟一的一个成员。这时，卡尔·哈克尼斯或许考虑到如果再这样争战下去，世仇难免会带上过于明确的个人色彩，于是他突然从坎伯兰山脉消失了，躲开了福维尔家族最后一个对手山姆的复仇之手。坎伯兰山脉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年后，山姆·福维尔听说他的世敌竟然还安然无恙地住在纽约市里。于是，他把院子里的大铁锅翻了个个，刮下一点煤灰，和猪油混在一起，把他的靴子擦得锃亮。他穿上买来时是浅褐色，现在却染成黑色的衣服，还有白衬衫和白领子，然后把几件简朴的亚麻布内衣塞进毡布包里。他从挂钩上取下松鼠步枪，可又叹了口气把它放了回去。不管这个习惯在坎伯兰山脉是多么合乎情理，但纽约也许没法忍受他在百老汇大街上的摩天大楼之间打松鼠的架势。他从衣柜抽屉里翻出一把老式但却耐用的科尔特式左轮手枪，对于大城市里的冒险和复仇而言，它无疑是最好的武器。山姆把它和一把套着皮鞘的猎刀一起塞进毡布包里。福维尔家族的最后一个子孙就这样骑着骡子朝低地的火车站出发了，在鞍上他回头冷峻地看着雪松林里一小簇五针松木板，那是福维尔家族的墓地标志。

山姆·福维尔到达纽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仍然遵循着大自然自由自在的圆周运动，丝毫没有察觉到大城市可怕、无情、不安分、残忍的角度正潜伏在黑暗中，要向他圆形的心脏和头脑包围过来，把他改造成城市无数变形了的受害者的模样。一辆出租马车把他从人流的旋涡中选了出来，就如同山姆自己经常从一堆随着秋风舞动的落叶中挑出一颗坚果一样，飞奔着把他送到一家和他的靴子和毡布包相配的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