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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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 求真知识:知识是一般人都有的,乃至连动物都有;科学所要给我们的,就争一个真字。一般人对于自己所认识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为真;但只要用科学精神研究下来,越研究便越觉求真之难。譬如说“孔子是人”,这句话不消研究,总可以说是真,因为人和非人的分别是很容易看见的。譬如说“老虎是恶兽”,这句话真不真便待考了:欲证明他是真,必要研究兽类具备某种某种性质才算恶,看老虎果曾具备了没有?若说老虎杀人算是恶,为什么人杀老虎不算恶?若说杀同类是恶,只听见有人杀人,从没听见老虎杀老虎,然则人容或可以叫做恶兽,老虎却绝对不能叫做恶兽了。譬如说“性是善”,或说“性是不善”,这两句话真不真,越发待考了:到底什么叫做“性”,什么叫做“善”,两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说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儒说的义理咧气质咧,闹成一团糟,那便没有标准可以求真了。譬如说“中国现在是共和政治”,这句话便很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内容弄清楚,看中国和他合不合。譬如说“法国是共和政治”,这句话也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问“法国”这个字所包范围如何,若安南也算法国,这句话当然不真了。看这几个例,便可以知道:我们想对于一件事物的性质得有真知灼见,很是不容易;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淆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同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归成一类,许多类归成一部,许多部归成一组,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经过这种种工夫,才许你开口说“某件事物的性质是怎么样”。这便是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层 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知识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还要知道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关系;否则零头断片的知识全没有用处。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关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统的知识。系统有二:一竖,二横。横的系统,即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说。竖的系统,指事物的因果律——有这件事物,自然会有那件事物;必须有这件事物,才能有那件事物;倘若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变化,那件事物便会有或才能有如何如何的变化;这叫做因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智识的不二法门,因为我们靠他才能因所已知推见所未知;明白因果,是由智识进到行为的向导,因为我们预料结果如何,可以选择一个目的做去。虽然因果是不轻容易谭的:第一,要找得出证据;第二,要说得出理由。因果律虽然不能说都要含有“必然性”,但总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强的“盖然性”;倘若仅属于“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譬如说:“晚上落下去的太阳,明早上一定再会出来。”说:“倘若把水煮过了沸度,他一定会变成蒸气。”这等算是含有必然性;因为我们积千千万万回的经验,却没有一回例外;而且为什么如此,可以很明白说出理由来。譬如说:“冬间落去的树叶明年春天还会长出来。”这句话便待考;因为再长出来的并不是这块叶,而且这树也许碰着别的变故再也长不出叶来。譬如说:“西边有虹霓,东边一定有雨。”这句话越发待考;因为虹霓不是雨的原因,他是和雨同一个原因,或者还是雨的结果。翻过来说:“东边有雨,西边一定有虹霓。”这句话也待考;因为雨虽然可以为虹霓的原因,却还须有别的原因凑拢在一处,虹霓才会出来。譬如说:“不孝的人要着雷打。”这句话便大大待考;因为虽然我们也曾听见某个不孝人着雷,但不过是偶然的一回,许多不孝的人不见得都着雷,许多着雷的东西不见得都不孝;而且宇宙间有个雷公会专打不孝人,这些理由完全说不出来。譬如说:“人死会变鬼。”这句话越发大大待考;因为从来得不着绝对的证据,而且绝对的说不出理由。譬如说:“治极必乱,乱极必治。”这句话便很要待考。因为我们从中国历史上虽然举出许多前例,但说治极是乱的原因,乱极是治的原因,无论如何,总说不下去。譬如说:“中国行了联省自治制后一定会太平。”这话也待考;因为联省自治虽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无奈我们未曾试过。看这些例,便可知我们想应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统的智识,实在不容易。总要积无数的经验——或照原样子继续忠实观察,或用人为的加减改变试验,务找出真凭实据,才能确定此事物与彼事物之关系。这还是第一步。再进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毁,断不止一个原因,知识甲和乙的关系还不够,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关系;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关系,便须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关系。不经过这些工夫,贸贸然下一个断案说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关系,便是武断,便是非科学的。科学家以许多有证据的事实为基础,逐层看出他们的因果关系,发明种种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极强盖然性的原则,好像拿许多结实麻绳组织成一张网。这网愈织愈大,渐渐的函盖到这一组知识的全部,便成了一门科学。这是科学第二件主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