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给予忠告的信任。因为在别人的信任中，人们不过是把生活的某些部分委托给他人：如田地、产业、子女、信用以及一些个别事项。但是，他们却会把自己生活的全部都托付给那些他们认为是诤友的人。由此可见，这些进言之人不得不肩负起所有的信赖和忠诚。最聪明的人君不会认为诤言会有损于他们的威信和才干。连上帝自己也是离不开诤言的，并且他把进言这件事定为圣嗣的尊号之一：“进言者”。所罗门曾经说过：“采纳忠言，才是安全之道。”凡事都有一个前因后果，果不因为言论的辩驳而横生枝蔓，必将会随着幸运的波涛而上下颠簸，自始至终都会飘摇不定，好像一个醉酒之人步履蹒跚的样子。所罗门的儿子发现了言论的力量，就如同他父亲发现了言论的必要性一样。因为上帝宠爱的那个国家是最先被谗言所分裂和颠覆的。这个谗言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可说是上天赋予它的，以教训世人如何可以看出谗言来）：在人的方面，是年青人的意见；在事的方面，是主张暴力的言论。

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形象地阐明：帝王与诤言如何息息相关以及帝王应该如何善用诤言。其一，古人说丘比特娶了墨提斯，而墨提斯就是诤言的化身。他们借这个寓言表示君权与诤言是应该合二为一的。其二就是这故事的下文，古人说丘比特娶了墨提斯之后，她怀了他的孩子，但是丘比特却不肯等到她生产，就把她吞入了腹中，因此他自己竟然也怀孕了，后来就由头中生出了全副武装的帕拉斯。这个荒唐的神话暗寓为君之道的秘密，也即人君应当如何利用朝议。第一，做帝王的应当把事情交付给朝议，这就好像授胎怀孕的过程一样，但是通过论证，这些事情已经孕育成型之后，帝王却不让朝议继续支配主宰这些事情，好像非仗着他们不可似的。反之，却要把这些事情收回自己的手中，并且要使世人看来那号令及最后的决断（这些号令及决断，因为它们发出的时候是审慎而且有力的，因此可以用全副武装的帕拉斯来比喻）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并且不仅是由他们的威权而来，而且还是他们的脑筋及智谋的结晶（这样就更可以增加他们自己的威望了）。

现在让我谈谈诤言的害处及其补救之道。人们认识到，征求和采纳诤言的害处有三：第一，泄露很多事情，因此也显得不是那么机密了。第二，君主的权威被减弱，好像他们不能自己作主似的。第三是谗言的危险，因为这些谗言对进言者来说比对纳言者更为有利。因为这三种害处，所以意大利的理论和法兰西在某几位君王执政时期的实践——创立枢密内阁制，这是一种比疾病本身更糟糕的治疗方法。

说到秘密，为人君者不必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所有的知事大臣，而是应该有一些选择的。并且，他咨询别人自己该怎么的时候，也不一定要透露他将要怎么办。然而为人君者必须提防，他们自己千万不可以泄露机密。至于那些内阁秘议，下面这句话可为它们的座右铭，就是“隔墙有耳”。一个喋喋不休、且以告人秘密为荣的多嘴之人，其为害之烈是许多懂得保密的人所远远不及的。有些事情需要高度保密，除了君主本人，不会有一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这一两个人的言论也不见得没有好处，因为，在保守秘密之外，这些言论还能继续依着同一方针进行而不受扰乱。可是要达到这种情形，帝王就必须要是一位明君，一位自己有能力办事的明君；并且那些参与机密的知事大臣必须是明智之人，尤其是必须对君主无限忠诚。英王亨利七世，他在最重大的事件中从不把秘密告诉任何人，除非是摩吞和福克斯，这就是一个例子。

至于权威的削弱，上述寓言已经表明了补救之道。不仅如此，参与议论不仅没有降低帝王的尊严，反而使之增高了，从来没有人君因为接受言论而失去臣仆。惟有的例外是，某个议事官过于飞扬跋扈，或者某几个议事官串通一气的时候；但是这些情形很容易发觉和采取补救措施。

再说那最后的一件害处，就是人们进言的时候会存有私心。无疑的，“他在地面上将找不到忠诚”这句话是形容一个时代，而不是针对某个人而言的。有些人天性忠实诚恳、质朴直爽，而不是狡猾难缠；为人君者当首先把这样天性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来。再者，谏臣并非都是团结一致的，反之，他们常常是一个警惕着一个。因此如果有一个人的言论是为党争或私心而发的，多半是要传到君主的耳朵里的。但是最好的救治方法就是，人君要懂得谏臣，正如谏臣要懂得人君一样：“王者之至德在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