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的东西很少，但却有很多顾虑，这是一种十分可悲的心理。然而，做帝王的很多便是如此情形。他们因为自己至尊已极，所以没有什么可希冀的，这让他们的精神显得有些萎靡不振。同时他们的脑海中又有许多关于危难和灾祸的画面，这又使他们达不到心境澄明的境界。这也就是《圣经》中所谓“天难测，地难测，君心更难测”的原因之一。因为畏惧的东西很多，而想要的东西却没有多少，其余的欲望就没有了主脑，心智就不再那么井然有序，这种心理会使得任何人的心都难以揣测。因此有许多君王常常为自己寻找一些欲望，并醉心于一些琐碎之事：有时是一座建筑，有时是创立某种秩序，有时是擢升一个人，有时是专精于一门技艺，如尼罗善于操琴，达密善于射箭，可谟达斯善于击剑，卡剌卡拉善于驾驭，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可思议的是，有些人竟然不知道下列的原理：人们更乐意从事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并且从中得到乐趣，而不愿意在大事上倾注心血。我们也常见那些早年曾幸运地征服他人疆土的帝王，因为不能永远保持进取，就遭遇到了一些挫折，幸运之神也就不再眷顾他了，在晚年变得很迷信而且郁郁寡欢。例如亚历山大大帝，代奥克里先，还有我们都记得的查理五世，以及其他的君王的所做所为即是如此。因为那些一贯战无不胜的人在后来碰了钉子的时候，都不免要自轻自贱，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他了。

现在来说说王权的真正气度，那是很少也很难保持的，因为真正的气度和失常的气度都是由矛盾冲突所造成的。然而掺和相反的事物是一件事，交换相反的事物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阿波郎尼亚斯答维斯帕显的话是最有教育意义的。维斯帕显问他：“是什么造成了尼罗的颠覆？”阿波郎尼亚斯答道：“尼罗善于调弦弄瑟，可是在政治方面，他有时把螺栓拧得很紧，有时又放得太松了”。毫无疑问，有时恩威并施，忽然过度松弛，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平衡的政策变换更能破坏权威的了。

这是真的，近代人讲起国君的事情时，他们的智慧多在巧妙地避免和转移迫在眉睫的危险，一切都不是建立在坚固合理的基础之上，自然不能避免危险。但是这简直就是在和幸运之神争权夺利。人们也应当小心，不可忽视或容忍变乱的厚积薄发，因为没有人能防微杜渐，也没有人能够看出燎原的星星之火将从什么地方来。君主的事业中会有很多艰巨的困难，然而，最大的困难常常是在他们自己的心里。因为作帝王的人有矛盾的欲望实在不足为奇：“君王们的欲望多是强烈而又自相矛盾的。”权势的自然弱点就是想要达到某种目的，却不肯忍受那必需的手段。

君主必须处理好以下关系：跟邻国、王妃、子女、高级僧侣或教士、贵族、第二流的贵族或绅士、商人，平民和兵士。因为，假如他不谨慎对待的话，所有的这些方面都可能成为危难的发端。

先说他们的邻国。关于这点除了一条永远可靠的定理外别无其他普遍的定理可说（因为形势总是变化多端）。那就是：为人君者应当保持高度警惕戒备，不要使任何邻国（通过扩张领土、贸易入侵、外交手腕等等此类的手段）强大到比以先更能为威胁本国的程度。要预测并防止这种情形发生是某个政府部门永远的工作。在从前三大君主——就是英王亨利八世，法王法兰西斯一世，皇帝查理五世——当欧洲领袖的时候，他们之间互相监督制约，三位之中谁不能得寸土之地，不然的话，其余的两位立刻就会把这种情形纠正过来，其方法或者是通过联盟，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会发起战争，无论如何也决不会贪一时之利而讲和。又如奈波尔斯王飞迭南，劳伦斯·麦地奇与卢道维喀斯·斯福尔察（二人都是霸君，一个是佛罗伦斯的，一个是米兰的）缔结的那个联盟，即古察迪尼所说的意大利的保障，与之有些相似。还有经院学派中某些学者的意见，即使是因为先受到伤害或挑衅而宣战仍是不义之师，这种意见是不可取的。毫无疑问，因为敌人虽然还没有开战，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见临近的祸患，这也算是战争的正当理由。

至于后宫妃嫔，她们之中不乏一些残酷无情者。丽维亚因为毒害丈夫而臭名昭著；罗克撒拉娜，梭利满的王后，也就是杀害那位赫赫有名的王子苏丹穆斯塔法的人，并且虐待他的家人和子嗣；英王爱德华二世的王后带头废除并杀害了她的丈夫。因此，当后妃为了立自己的孩子为储君而施展阴谋诡计的时候，或者当她们有外遇的时候，这种危险是最应当防范的。